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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至十五世纪中国艺术中的波斯影响

2016-1-14 23:06| 发布者: admin| 查看: 1276| 评论: 0

摘要: 八至十五世纪中国艺术中的波斯影响 波斯与中国是亚洲的两个伟大的绘画中心,它们都有各自非常独特的传统。它们不断互相影响,这些共同的影响有效地促进了这两个国家取得新的成就。 迄今为止,中国艺术对波斯的影 ...

八至十五世纪中国艺术中的波斯影响

 

    波斯与中国是亚洲的两个伟大的绘画中心,它们都有各自非常独特的传统。它们不断互相影响,这些共同的影响有效地促进了这两个国家取得新的成就。

    迄今为止,中国艺术对波斯的影响比波斯艺术对中国的影响更为人们所注意。不过有些特别的情况,如波斯对唐朝艺术的影响也已受到关注和承认。诸如青铜镜,反面在葡萄纹中饰有狮子的造型(1),涂釉的盛水陶罐,上有萨珊式(Sasanian)的图案,骑手或蔷薇形浮雕(2)。这些廉价的陶罐用来代替随葬的银器,这始于唐朝(公元618906)初年。

    公元七世纪及更早些的时候,这种影响传布的主要路线是经过中亚的陆路,即古老的“丝绸之路”。由此路,中国将丝绸运往罗马人统治的西方,沿途各国都从这种国际贸易中获益。这条路线是如此之长,而且运输费用是如此之大,以致交换的只是一些奢侈品。销往东方的货物主要是贵金属,不过玻璃似乎颇受中国人青睐。在阿富汗斯坦的贝格拉姆(Begarm)发现的一个商人贮藏室表明,中国的漆器是进口货,而地中海的出口物品则包括装饰性的灰泥浮雕和玻璃(3)。到了约公元600年,中国山东的一个瓷窑已在用萨珊风格装饰绿釉青瓷器(4)。这种瓷器仅供国内消费,不是出口的,因而可以证明中国人对波斯艺术的喜好。

对国外西方艺术的喜爱是唐代的特点,唐朝具有扩张主义心态,它在中亚进行了成功的政治渗透后,印度的影响自然地反映在各佛教中心的艺术品上,但伴随其中的波斯影响同样明显地见于许多艺术品中。

壁画上红的底色和使用联珠纹饰,两者皆源自于萨珊风格,在敦煌佛教窟寺中随处可(5)。敦煌在六世纪和七世纪初叶是中国通向西方道路上的最后地域。

    在阿拉伯人征服波斯以前,这种经由陆路与中国进行的贸易必定是规模较小但在八世纪它就大大地扩大了,这是由于中国国力的增长与对外贸易的获益,以及阿拔斯朝金币的流通改善了国际贸易条件。在唐朝首都长安六世纪的墓中发现了拜占廷和萨珊王朝的银币;不过在公元695年后,哈里发的硬币乃是流通于整个旧世界的国际交换媒介(6)

    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制造了远航船舶、它于八世纪开始出现在波斯湾。最早的深水港好象是施那炜(Siraf),在今的设拉子正南的塔黑里港(Bandar Tahiir)。它是九世纪的商业中心,直到977年的一次地震后,卜益(Buyids)被毁才衰落下去(7)。从十世纪初,克尔曼(Kirman)海岸人口处的旧霍尔木兹成了印度和中国的贸易中心(8),其竞争对手是卡伊斯(Kays)或吉什(Kish),它最终在十二世纪凭借其岛屿的安全位置而领先。

    这条海路是由于西藏人征服中亚,在763年至851年近百年间实际上割断了陆路交通而促成的(9)。同时,752年巴格达的建立与底格里斯河岸巴士拉(Basra)和撤马拉(Saamrra)作为奢侈品生产与消费中心的兴起,也加强了波斯湾贸易。

    在中国方面,外国商人在中国港口组成的团体不断壮大,开始组织外贸。八世纪主要港口是广东(10),和位于大运河上的扬州。大运河于605年峻工,贯穿长江和黄河流域川)。这些团体大到需置于当地穆斯林首领的直接管辖之下,威胁中国居民,中国居民反应强烈。这些麻烦并没有使不断扩大的贸易受到影响。中国人感兴趣的是进口马、唬拍、玻璃、银器以及铜锭、银锭、珍珠母和犀牛角(12)

    一次通然不同的运动,逃避穆斯林征服者的袄教(Zoroastrian)避难者的迁居,导致了波斯在中亚和中国影响的扩大。到八世纪这些商业团体非常强大,足以使中国唐朝两个都城长安与洛阳承认其官方地位。九世纪一支回鹊突厥人在吐鲁番定居,他们主要是摩尼教徒,其文化大大地伊朗化了(13)。摩尼教团体在中国,尤其在东南沿海省份浙江和福建仍有存留。所有这些情况都有利于中国与波斯文化的交往,使得波斯文化有可能在这些世纪中产生强大影响,影响之人以致西域通常以波斯著称,这个名称明显就是Fars在广东的西方人以大食著称,这同出一源,这个名字以往一直用以称呼经由陆路而闻知的西亚人。

    有了这幅背景画面,现在我们能够看一看我所掌握的波斯艺术形式渗人中国的证据。

    有图案的丝织物奥雷尔,斯坦因爵士从敦煌附近的佛教窟寺里发现了小块小块的有花纹的锦缎,它们是用来或想用来装裱佛教图画的幅条这些锦缎已在英国博物馆存放40多年,但只是在最近才被克利夫兰博物馆的多萝西·谢弗德小姐鉴定出来,它们属于小批织物,并证明了它们是布哈拉郊区的产品。这种织锦被称为撒答刺(Zandana),当时就以撒答刺欺(Zadanna)闻名(14)这个地方在粟特人统治下产生过这种锦缎,那是在公元728年阿拉伯征服者到达这里以前。英国博物馆的这些锦缎残片具有双重的重要性:第一,它们实际土没有褪色,不象在基督教堂里因用来包裹圣物而保存下来的那种较大的缎片第二,这种锦缎已被输出到中国又,与这些锦缎一起,发现了中国的纺织物,它们显然是源自粟特的波斯风格的仿制品。在粟特,萨珊的传统被保持下来了这些织物表现厂在树叶或珍珠的圆圈里两两相对的野兽-一雌鸭或壮鹿,而第三种图案却表现了一只展翅吃翔的鹰头狮身怪兽,也是在圆圈内。这些残片色彩是同类的,也同撒答刺欺一样,深蓝、桔黄、粉红和一种独特的浅绿色,有别于同时期的中国别的丝绸。相似的丝绸上的图案,不管是波斯的原物还是中国的仿制品,都表现在敦煌的同一窟寺里画在塑像上丝织服装(15)。

    这类萨珊图案在伊朗本国流传了好几个世纪,如八世纪的一只铜水壶上的浮雕装饰,两面是圣穆尔夫(Senmury)16),又如一只十二世纪的拉伊(Rayy)瓷碟,上面是相对的鸭子(17)。

    丝绸可能是从陆路运到中国,金属制品很可能由海路传去。不过在南俄罗斯波尔塔瓦发现的一批金的水壶和杯一子,是萨珊王朝的典型式样(18)。中国用银仿制了水壶和杯子。这种水壶现存在东京国家博物馆它原在法隆寺(Horyuji)保存了几个世纪,后移至国家博物(19)。壶身雕着属萨珊风格的有翼马,但是龙形盖子却纯粹是中国趣味的。银杯的形状更符合中国的风格,这在西方的一些收藏品中可以找到例证,其中伦敦的塞奇威克(Scdgwick)杯就是例(20)。塞奇威克杯要比波斯杯原型深此,雕饰是纯中国风格的,杯脚略有改变,总的形状还是容易识别的。

    波斯金银器在中国唐朝白勺巨大影响还不止这些这种形状也用于仿制瓷器——绿色的越青瓷(21),和可能在浙江北部同一地区烧制的白瓷(22)。越窑的遗址在杭州湾南边的绍兴,从杭州湾经大运河可径抵扬州港(23)越瓷就从那里装船运出,而且已在西方人遗址中发现了,但仿制波斯形状的银器并不是为了出口,而是供应国内市场的。

    白瓷是中国北部邢窑以及后来是定窑的特产。但在江西也制造白瓷,这可能就是发现于底格里斯河岸九世纪时的撒马拉宫殿遗址的白瓷碎片的来源(24).一件件产品,不久前还一直保存在中国,而今已成为西方的收藏品,它们有尖边、高脚和叶形口,显示了这种白瓷在许多最典型最成功的形状方面受到了波斯金属制品的影响(25)。另一方面这种形状与西方玻璃制品也极为相似。有时、与其说直接受金属制品的影响,倒不如说玻璃制品也许是这种影响的媒介。叶状杯是萨珊人喜爱的银器形状之一,但也出现在波斯早期的伊斯兰玻璃器皿中,有如在考宁玻璃博物馆(the Corning Museum of Glass)所陈到的一件、后曾在巴黎展出又(26)。中国大部分对外贸易可能不是单放船舶至西方实施的,而是在沿途的集散点以分舶转载的方式进行。南马拉巴尔(Malabar)的故临(Kollam)(27)就是被记述的一个,另一个最近已被证实在逻罗半岛海岸的一个岛上,此岛称作加古(Kakao),在塔挂帕(Takuapa)。在这里,马来亚吉隆坡大学的阿拉斯泰尔·拉姆(28)发现了一大堆中国陶瓷片,还有一些伊斯兰陶瓷和玻璃制品,这很容易使人想到这是一个贸易的中转站,波斯和阿拉伯的海员在这里从中国船舶上接过货物。这些遗物一直持续到大约第十一世纪,而其他证据则使人设想大约在这一时期与西方的贸易几乎是完全中正了。十一世纪哈里发的衰亡结束了穆斯林在经济上的支配地位,同时,中国宋朝的政策通常也反对海外贸易。那时中国鉴赏力必定远远不能接受外国的观念,因此取而代之的风格基本遵循中国古代的传统。

蒙古的征服带来一次大转变;穿过中亚的道路再次向穆斯林商人们打开。泉州(马可·波罗的刺桐)成了与西方贸易的主要港口(29)。十三世纪贸易的范围可以从穆斯林蒲氏一家的巨额财富得出判断,其财富是通过提举市舶司一职的收益而获得的(30),出口货物主要是丝绸和瓷器。

瓷器主要是三种类型:青瓷,白瓷和在釉卜施绘的青花瓷。

    有些青瓷盘尺寸很大,与其说适合中国人使用,倒不如说更适用于穆斯林世界的肉饭,不过其它方面青瓷未受外国的影响。它继承了单色瓷器的中国老传统但是釉底蓝上一个新发展,除了磁州的笔绘彩陶,这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甚至在这些磁州陶器中,在宋朝时布满全局的花卉图案或粗线条的枝状花饰图案,与元磁州瓷器卜漩涡花饰的绘画主题及间隔的布局之间也有突破(31)

    现已确认,早期釉底蓝瓷器上所用的钻,中国是从波斯进口的,这在波斯的卡善(Kashan)附近有开采(32)。事实上,在这以前波斯就早已把它用于陶器装饰,例如在一些典型的卡善作品上,有用蓝和黑着色的花卉图案,或者有在无色釉下面从中心幅射的蓝色条纹.这些瓷器从十三世纪初就已开始制作,如英国博物馆的一只碗就被考定为1214(33)。看来在釉底用钻构图施绘的方法可能是与钻一起传到中国的(34)。这类施绘的陶器有蒙古人侵时代就在波斯使

用。

    这个方法可能是由穆斯林商人传播的,因为没有人会想到把易碎的波斯陶器出口到中国,去和那里的精美瓷器竞争。我们知道海上出口贸易处在他们的监督之下,他们也许完全能配未来大的陶瓷中心景德镇附近诸窑的定货。出口的盘甚至比任何青瓷都大,直径达25英寸(63·5厘米).图案的组成部分纯粹是中国风格,不过是以环状和斗方来排列,常常呈现重复的格调。

    迄今为止,人们一直否定波斯对这种装饰可能有过任何贡献;但新的证据已经出现,可能使这种观点得到修正。现保存在德黑兰博物馆的阿尔达比勒(Ardabil)收藏品内,有一只十四世纪的大盘子,背面有候赛因.(Husain)这个名字,后面接着一个字,好象是哈希尔“Haqir(35)(波期语,义为卑微的一译者)。十九世纪时,一位英国工程师在印度获得了一只同一类型、同一时期、但图案有异的盘子。这只盘子最近由理查德·霍巴特先生捐献给了哈佛大学的福格艺术博物馆(the Fogg Art Museum)。盘子的正面是一个与主题图案合在一起的铭文,但不容易辨认,可能是哈桑(Hasan),后面也有哈希尔这个字。这两个铭文一定是在装饰盘子的同时定下的,因为它

们都在釉下,与别的图案一样用的是同一种钻颜料。在第二例中,花瓣图案经过修整,空出地方来写铭文,因此这一定是在画图案时一起设计的。这个发现的意义是什么?既然这个表示地位低下的词尾排除了主顾们的名字,这些盘子可能是为这些主顾们制作的,那么这些字一定是指能支配定货的商人,或者是指装饰这些盘子的陶工.如果是后者,那么很不寻常的理由有二:首先在名字前加诸如艾迈勒(amal)这样的称呼是不为人知的;第二在一件瓷器的正面发现有署名,这在中国的陶瓷中可能是前所未有的.

    在泉州有一些刻字的穆斯林墓碑(36)。这些墓碑以独特的风格刻着阿拉伯铭文,正如用独特的手法写在盘子上的铭文一样。似乎这群人与他们在西方的老家毫无联系,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而且几个世代以后,他们在好多方面都中国化了,这群人是否有可能对景德镇釉底(和釉底红)瓷器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

    毫无疑问,明朝初年,在永乐和宣德年间,一些质量上乘的青花瓷尽管在装饰上完全是中国风格(37》,但其式样却是做成波斯金属制品的形状。不过这容易解释,因为永乐皇帝亲近的私人顾问是些穆期林宦官,在他们的劝说下,进行了七下西洋的远航,去收毕珍珠和其它珍宝(38)。所有这些远航的指挥者是郑和,他是一位穆期林宦官。第一次是在1405年至1407年,第六次是在永乐统治的晚期,1421年至1423年。第七次在间隔一段时间后,于宣德统治时期的1431年至1433年。这几次航行都到达印度的马拉巴尔海岸的古里港,这是当时的贸易中心。只有第四次和第五次即1413年至1415年和1417年至1419年的航行才远抵霍尔木兹,现在此地已由大陆移至一个岛屿。这些远航规模很大.100舶,舶长44丈,或143;据说能载“二万七千士兵”。这些士兵来自边防力量的常规部队,专门从事海外服役(39)。但这些远航是商业性的,收集珍珠和其它奇珍异宝。在这一时期霍尔木兹出售的外国货物包括红宝石、玫红宝石、祖母绿、珍珠,珊瑚、瑰拍、玉以及绣花的天鹅绒。中国有出售丝绸和瓷器,带回香料、宝石及奇兽,都是些奢侈品。这些航行花费极大,但毫无疑问,给皇帝提供了许多有关外部世界及其地理位置和产品的信息。如果永乐的政策得以继续实施,那么葡萄牙人和后来别的西方国家就决不可能控制与东方进行的贸易.但是儒臣们产生了妒嫉,尤其是由于郑和

取得了军队的独立指挥权,于是他们成功地阻止了航海活动的进行,而后又在翰林院毁掉了郑和等人的奏抓所以没有一份完整的报道留存下来。

    还有大家知道明朝的第一位皇帝洪武(13681398)曾在都城南京建立营造大型海舶的船坞(40),并在1369年至1370年遣使去科罗曼德尔(Coromandel)琐里王(Chola King).约六十

年间中国与西方的贸易得到相当的改善,其中仅在1424年永乐皇帝死后一度中断。对方也有回应;霍尔木兹王也在1414年、1432年和1434年遣使中国朝庭(毫无疑问,他们确是商人)

    同时,帖木儿(Timur)的出现以及他对中亚的占领,使因1368年元亡而中断了的波斯与中国的陆上交往大大恢复了。在1387年和1432年波斯和河中(Transoxiana)曾八次遣使中国,中国也七次派遣使者去朝见帖木儿王朝诸王(41)。从1398年至1405年帖木儿死时,由于他打算人侵中国,并将中国使者监禁起来,因此中断了七年的来往。最大的使团是1420年至1421年的那次,沙哈鲁(Shan Rukh)及其子兀鲁伯(Ulugh Beg)和拜孙忽儿(Baysunghur)都参与其间。

    在十五世纪初期,我们可以看见中国瓷器中十分普通的图案是悬垂的漩涡装饰,这图案常常对称地围绕在带肩梅瓶或罐子的口边。这已与中国官服上的同样图案作了比较,官服上的图案被称作云边(Cloud collar),假想有宇宙的意思(42)。所有这类图案似乎是出自于屋顶或帐蓬的式样,在屋顶或帐蓬的图案中,一切都围绕一个中心,这个中心被看作是天宇。这样的图案确实见于十五世纪前二十五年绘在帖木儿时代早期明细画上的帐蓬上(43)。还有,这种图案也

可见于约1360年至1374年间大布里士(Tabriz)的札刺亦儿(Jala’ir)时期的波斯服装图案上[44].因此,它可能是蒙古人在同一时期传人波斯和中国的.它显然在金朝(11221234)统治下见知于皇袍,因而可能在蒙古渊源久长{45)

    朝圣者的长颈瓶可能是中国人在唐朝以前即已从西方引进的形制之奋,因为它是帕提亚(Parthian)和萨珊陶器中的一种常见形状.不过它在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时当然是以各种不同的式样再度流行的.其中有一个形状无疑与波斯有关,即沿着六角形的周边饰有带纹,这明显是一种伊斯兰金属制品的形状。英国博物馆的一只来自东波斯的长颈瓶在青铜上镶银,可能就是原金属制品的一件晚期的传世品。

    十五世纪初是伊斯兰金属制品对中国具有最大影响的时期;’但此后偶尔也见到这样的实例,如有一六角形扁花瓶,高脚,诸角留有金属的外形,上部绘有适合波斯人口味的那种中国画,可能是在十五世纪初,波斯的一个笔画流派正好反映了这样的中国情趣。

    假如这在当时适合彼斯人的口味,有如这种形制所提示的那样,那末,在十六世纪晚期青花瓷瓶中就有一个迎合市场的特殊实例,即在瓶底近处加上少许珐琅。因为在这地方写上了一首哈菲兹(Hafiz)(波斯历史上最伟大的抒情诗人.——译者)的四行诗。

如果要发现更多的有关本文讨论的数世纪间中国与波斯贸易的范围和日期,那末随后一条可资期望的路线当是调查我在上文中业已提到的波斯湾诸遗址.

(作者英国巴兹尔·格雷,原载《伊朗》(英国波斯学会学刊),第1卷,1963年,伦敦.,安文英译)

 

注释:

1.W·P·耶茨《乔治·尤莫集勒斯家的藏品:中国和朝鲜青铜器编目》卷21930年,插图2223.

2.世界陶瓷全书《世界陶瓷编目》卷91956年,插图5657.《平凡社陶瓷大系.))251961年,插图23.

3.《法国考古代表团地阿富汗》,卷91939年。J·哈金《在贝格拉姆的考古研究》

4.巴兹尔·格雷《中国早期陶瓷》,1953年,插图13.

5.巴兹尔,格雷《教煌佛窟壁画》,1959年,插图21

6.H·A.R·吉布《阿拉伯人在中亚的汉文载录》,见《东方研究学院学报》卷2.第四期·

7.有关施那伟(iSraf)作为一个海外贸易港的重要性,参看让.奥班《十一与十二世纪施那伟的衰亡和古波斯湾通道》(中世纪文化手册:第二卷.第三卷,1959.普瓦提埃大学,中世纪文化高级研究中心).L,范登.贝尔赫“在法儿思的萨珊建筑物的新发现”,《古伊朗学)),卷,莱顿,1961.有关遗址今貌,参看M令吕镶啊忆固挂领段轶庇《扔押骼弦晾士脊诺糙榴罚’保

梗常纺揍~家玻埃—212页。

8.L·洛克哈特《波斯城市》,1960年,第,72页。G·列·斯特伦奇《东哈里发国土》,1905年,第318321页。

9.V.V·巴托尔德《蒙古入侵前的突厥斯坦》,牛津,1928.

10《中国印度见闻录》。索瓦杰编本,第6页。C·E·布勃莱尔:“关于远东的古阿拉伯报导’,《亚洲研究》,卷`8,第51一一69页,伯尔尼,1954年。

11.E·O·赖肖尔《唐朝海路札记)),见《哈佛亚洲研究杂志》卷51940年,第142-164.

12《世界境域志》(HududalAlan)(1982年撰)V.米诺尔斯墓译注,1937.

13.FS.德雷克《回鹘史)),载于《中国文录))194011月,第676页至尾.

14.多萝西,谢弗德和W·B.享宁《撒答刺欺考献疑)),载于《伊斯兰艺术世界)),艾尔斯特.居赫内勒纪念文集,1959年,第15页至41.

15.巴兹尔.格雷《佛窟壁画》插图33.

16.R,平德.威尔逊《一只具有萨珊风格的穆斯林壶)),《英国博物馆季刊)),卷221960年。

17.A.U.波普《波斯艺术概观》卷5,插图6O4B.

18.D·塔尔博特·赖斯《伊朗艺术和考古,1935年展出于列宁格勒.召开的第三届国际会议上)),载于《伊斯兰艺术)),卷3.1936年,第99页,图表1.

19.《源出法隆寺的珍宝》,东京国家博物馆,1959年,插图200202.(播图IA).

20.B·居伦斯瓦尔德《唐代金银器》载于《远东考古报道》第29期,1957年,擂图17A.

21.巴兹尔·格雷《中国早期陶瓷》,插图15A(括图IB).

22.同上。插图22A

23.参见注11

24F·萨雷《出自撒玛拉的陶瓷》,柏林,1925.

25.0·林德析格《邢窑与定窑》载于《远东考古博物馆报道》第25号,斯德哥尔摩,1953年。(插图IC)

26.《来自古代世界的玻璃制品:雷·温菲尔德·史密斯藏品》,科宁玻璃博物馆,1967,第532

27.《中国印度见闻录》第7;伊本·巴图泰书。T

28.A·拉姆《吉达和答公巴:一些历史推落》,载干《联合博物馆杂志》,吉隆坡,卷5,第一部分(非缩写本)1961年,第69--88.

29.0.霍华德.史密斯《刺桐中外贸易五世纪》,载于《皇家亚洲学会杂志》,1958年,第三到第四部分.G.埃克和户·德米子维勒《刺桐的双塔》,1953.

30桑原《东洋文库》,第7.1935;参见《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1期,1936.265267.马可.波罗,玉尔本,第238239页。

31例如巴兹尔·格雷《中国早期陶瓷》插图59〔图IIA}

32.H·M.夏纳《东方的青花瓷》,1954年,第2页。阿瑟·莱恩《晚期穆斯林陶器》,1957年,第22页。

33.A·U.波普《波斯艺术概观》卷5,插图734B

34.阿瑟.莱恩《0.C.5.报告书》卷30,《明朝艺术》,1950年,第26页。

35.约翰.A.波普《来自阿尔德比勒庙堂的中国陶器》插图201956.(llIA)

36.约翰`福斯特《皇家亚洲学会杂志》,19544.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中国科学出版社.北京,1957年,插图126

37.巴兹尔.格雷《0.CS·报告书》,卷181942年,《近东金属品对中国陶瓷的影响))o

38.J·J·L。戴闻达《马欢再考)),载《皇家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汇刊熟阿姆斯特丹,卷321933年。

P·伯希和《中国十五世纪初中国人的伟大海上航行》,((通报)),卷301933.

J·J·L·戴闻达《十五世纪初中国远航的确切日期》《通报》卷34138年。

39,包遵彭《郑和下西洋之宝船考》,《国立历史博物馆文物丛刊》第1辑,台北,1961年。

40.周世德《从宝船厂舵杆的鉴定推论郑和宝船灰《文物》。1962年,第3.

41V·V·巴托尔德《中亚史研究四种》,卷2,兀乌置

——别吉(ulughBeg)1958年,第109112页,179181.

42.S·卡曼《艺术通报》《云边毋题的象征意义》,卷331951年。H·M·夏纳《东方青花瓷》.插图2021

43.巴兹尔.格雷《波斯绘画(Skira)》,1961年,第73页,103页。

44.巴兹尔·格雷《伊斯坦布尔大学的卡里拉和狄姆纳众载《潘梯翁》,1933年,第9期,插图I.

45.J·.A.波普,前揭书,擂图13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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