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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中国段出土的波斯艺术珍宝

2018-6-27 08:06| 发布者: admin| 查看: 201| 评论: 0

摘要: 在中国考古学史上,丝路中国段发现的外来物品是中外考古研究的恒久话题。葛嶷与齐东方合著的《异宝西来——考古发现的丝绸之路舶来品研究》便是这一课题的一大力作,该书的方法论取自不同的阐释方向,不仅限于在纯粹 ...

【本网转】古丝绸之路的畅通,打通了中原与域外交流的渠道,物质与文化交流频繁发生。丝绸之路作为族群和文化的交流中介的标志,不仅仅是简单的贸易往来,还有深层的思想和技术的传播,还有迁移和征战、基因和时尚元素、艺术和文学等方面的交换,是一个多方面互动的象征。在蒙古西征之前,东西方的交流主要是自西徂东的,西域的使者与商人常活跃于丝绸之路中,他们所携带的域外方物及奇珍异宝也随之在丝路中国境内广泛流布。在中国考古学史上,丝路中国段发现的外来物品是中外考古研究的恒久话题。葛嶷与齐东方合著的《异宝西来——考古发现的丝绸之路舶来品研究》便是这一课题的一大力作,该书的方法论取自不同的阐释方向,不仅限于在纯粹风格与图像学的基础上对器物进行特征描述,器物出土背景等考古学视角也得到重视,对域外舶来品进行了追根溯源的研究与剖析。本网编辑从该书中重点节选丝绸之路中国段出土的波斯艺术珍宝如玻璃器、印章等加以梳理,以飨读者。

 

1、玻璃杯(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出土信息:出土于营盘墓地M9,该墓地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尉犁县东南,1995年由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遗址地处塔里木河下游大三角洲西北缘、孔雀河中游(南距孔雀河干河床约5公里),往东200公里即是楼兰古城,这里北通吐鲁番盆地,东接罗布泊地区,西抵库尔勒库车地区。墓葬坐落于营盘古城西北,分布在库鲁克塔格山南麓的山前台地的东西长1公里、南北宽250米的范围内。整个遗址除墓地外,还包括古城、佛寺、烽燧等。

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兹洛夫、斯文赫定、贝格曼、斯坦因等已对此地进行了考察,斯坦因还做过发掘,获得了一些遗物。最近20年,营盘墓地进行了3次发掘清理,分别是1989、1995和1999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调查了遗址并发掘了大批墓葬。营盘墓地的时代跨度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4世纪,是目前罗布淖尔地区发掘的面积最大、发掘资料最为丰富的一处墓地。墓葬地表多以插立木棍标示,排列无甚规律,大多数墓葬成片分布,疏密有别,地层单一(不见打破和叠压关系)。墓葬形制和棺椁都有不同类型,以单人葬为主,也发现了双人合葬和多人合葬。

尸体多被纺织品包裹,因为气候干燥,保存很好。发现有木、漆、陶、铜、铁、玻璃、骨、石、金、银、纺织品等质地的遗物,尤以木质器具最为丰富。根据文献记载,营盘位于汉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山国(墨山国)境内。这些墓葬发现的文物既有当地传统的文化因素,又有大量的中国内地和西方成分(如部分纺织品、佉卢文文书、黄铜饰、玻璃杯等),显示出该地在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中所起到的纽带作用。人骨研究的结果表明,营盘墓地居民的体质特征属于欧洲人种,但具有一些蒙古人种因素。

出土玻璃杯的M9,系1995年发掘,为竖穴土坑墓,男女双人合葬在花卉纹箱式棺中,木棺和衣服已朽,随葬品不多,有羊骨、铁箭镞、铜簪等,玻璃杯放置于男墓主头端。

营盘墓地还发现了其他不少玻璃制品,以装饰品居多。

器物形制概述:有模吹制玻璃杯,外形为像截去顶部的圆锥形器皿,带有小凹面装饰。

材质、工艺及保存状况:基本无色(可能最初为白色泛黄的半透明玻璃器)。该器采用有模吹制技术,成型的同时也完成了外部装饰。利用带有图案的模子吹制玻璃的技术,不仅可以取得预想的器形,还可以同时塑造纹饰,这一技术出现在1至2世纪,之后向四方扩展,在罗马帝国晚期和拜占庭非常流行。其工艺流程是首先将一团熔融的玻璃吹进模子(木、陶或者金属质地),在吹出胚形后移出,再次加热,然后边吹边用工具加工,最后形成一个与模子在造型和装饰上粗略相似的产品。通过一些实例可知,使用同一个模子可以制作出多个不同的产品。单模可以形成容器的器身,而一件完整的器物则需要由两个或三个部分组成的复合模。至于营盘玻璃杯上的圆形小凹面装饰,可能使用了轮制磨琢技术,虽然也不能完全排除模子压印的可能性。

器物在发现时已碎成几片,现已修复,口部有一部分缺失。内部和外部都被较厚的白色风化层覆盖,有虹彩现象。此外口部的断裂处清楚地表明玻璃内部不透明。

尺寸:8.8、口径10.8、底径3.2厘米。

器物详细描述:有模吹制玻璃杯,外形为像截去顶部的圆锥形器皿。器物最初的颜色难以确定,因为表面已经发生了改变。玻璃内部可能最初呈现淡淡的半透明的黄白色。尽管器物上半部有所缺失,但依然能看出口部较为平直并有些许外侈。器身上半部较为简洁、外壁的中部有一圈12个略微内凹的椭圆形装饰,其下方器身逐渐内收变成一个小平底,在下半部有另外一圈7个略微内凹的圆形装饰。尽管这件器物是有模吹制成型的,但椭圆形切面和圆形切面很可能是轮盘在器物表面磨琢而成的。

地域、文化、年代属性及对比:发掘者认为这批墓葬的年代上限到汉,下限到魏晋或略晚,因此玻璃杯的年代不会晚于4世纪上半叶。发掘者认为这是一件典型的萨珊玻璃器皿。林梅村认为这件器物的年代要更早一些,可能属于帕提亚时代的产品。

斯坦因曾在营盘遗址编号为 Ying .III.3的墓中发现过另一件带有切面装饰的玻璃器,“透明、白色、发绿的玻璃……,发现时保存很好,器底部分有一些液体的痕迹,表明可能是装酒或葡萄汁……,装饰一系列凹面斑点……,是……我考察生涯中发现的唯一完整的玻璃器皿”。

在伊朗高原玻璃业的演变序列中,像营盘杯子这种带有的轮切圆形或椭圆形小凹面装饰常被视为萨珊文化的典型特征,通常装饰在杯、半球形碗或好像截去顶部的圆锥形器皿上。在形态上与营盘玻璃杯特别接近的是在伊朗里海沿岸 Shimam发现的帕提亚晚期的杯子。当然我们今天意识到,由于技术、风格和形态上的普遍性,将这些玻璃器(更普遍的存在于物质文化的每个方面)归入“萨珊”或“帕提亚”的把握还不够,我们已经很清楚一些技术不仅限于萨珊时期,也延续到伊斯兰时期,如小凹面装饰在伊斯兰早期的玻璃器上仍可见到,但磨琢得要浅一些,所装饰的器形也逐渐扩展到浅腹碗、大口杯、壶和瓶子上。

除了磨琢技术外,类似的“蜂窝”装饰也存在于有模吹制技术制作的玻璃器中。根据Kroger的研究,这种技术在萨珊晚期或伊斯兰早期被引入叙利亚地区。已经有许多例子(种类很多)被著录,其时空范围很大。


                     玻璃杯(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2、玻璃高足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出土信息:1989年新疆库车著名的森木塞姆石窟附近发现,具体情况不明。森木塞姆石窟位于新疆库车东北约40公里处的库鲁科塔格山,是古代西域重要国家——龟兹王国境内的一座重要石窟,时间跨度从4至9世纪。该石窟目前有编号石窟52个,分布范围直径约800米,按其位置可分成东、南、西、北、中五个区,在中区还发现有地面寺院遗址。在11世纪以后,伊斯兰文化进入新疆,这些洞窟逐渐被废弃。

器物概括描述:无模自由吹制的高足玻璃杯,带有贴花装饰。

材质、工艺及保存状况:半透明绿色玻璃。这件器物由无模自由吹制技术制成。这项技术可能在公元前1世纪后半叶在东地中海沿岸某地出现,这个地区当时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罗马人发现可以将熔融的玻璃液挑在一个中空吹管的一头,就像吹泡泡那样吹出器物形状来,再用简单的工具进行修整。玻璃吹制技术在朱里亚·克劳狄( Julio- Claudian)王朝时期得到了迅传播,取代了传统的铸造和卷芯法制作玻璃的技术,从而导致了玻璃的大批量生产,玻璃也变成普通而廉价的产品。

这件杯子发现时已破碎为几片,经修复仍有部分缺失。器物的内部和外部表面(尤其是底部),如同贴敷的纹饰一样,都有厚厚的淡黄白色覆盖层。颜色较暗的高足是趁着杯身仍处于熔融状态的时候连接上去的,表面泛着黄白色的光泽。

尺寸:9.7、口径12.1厘米。

器物详细描述:器物的口部微外侈,半球形杯身,外壁有两圈贴敷上去的圆形饰,每圈有6个,每个扁平的圆形饰大小相似,相错排列。一个暗绿色的柄被接到与其等高的器物的平底上,它轮廓上的特点是中心部位有一个算珠状凸起和一个平坦的喇叭形足部。

地域、文化、年代属性及对比:这件器物在2004年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走向盛唐》展览的图录中有著录。安家瑶(2004)指出这件玻璃器的一些形态特征也见于伊朗银器,时代在6-7世纪,认为它是隋代通过贸易的方式从伊朗来到中国内地的诸多商品中的一件。在此前数年( Various Authors1999),已有若干学者指出这件杯子是萨珊制品。在伊朗高原的玻璃生产史上,圆形磨琢小凹面装饰(单重或双重,也被称作圆盘)常被视为萨珊文化的典型装饰特点( Von Saldern1963; Fukai1977;亦参见No.33相关讨论),这种工艺传统持续到萨珊末期并延续至伊斯兰时期,这可以从内沙普尔发现的一些9至10世纪的带有类似磨琢小凹面装饰的玻璃器得到证实(Kr6ger1995:129-135 and nos174-184)。而像森塞姆这件玻璃杯贴敷圆形饰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会让人想起前述的磨琢小凹面装饰,是萨珊晚期或伊斯兰时代第一个世纪出现的新时尚,类似的例子如在伊朗的苏萨遗址发现的一些玻璃器,发掘者将其年代定为5至7世纪(Lamm1931,Pl. LXXVI,1-3and5-6),再如伊朗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小罐( Kordmahini1994,69,159),还有众所周知的法门寺发现的一件玻璃瓶(即No.46),时代不晚于874年,可能与这种初始形态的圆形小磨琢面或具有浮雕效果的圆形饰有关。另外一些例子则在器身贴敷简单的圆环形装饰。东亚地区有三件类似的发现,即中国西安唐代何家村窖藏的凸纹玻璃杯(8世纪)、韩国庆尚北道漆谷郡松林寺的凸纹玻璃杯(7世纪)和藏于日本奈良东大寺正仓院的凸纹蓝色高足玻璃杯,它们被认为起源于伊朗。


                 玻璃高足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3、玻璃碗(宁夏固原博物馆藏)

出土信息:1983年发现于固原的一座墓葬中。玻璃碗和鎏金银壶都发现于墓室西壁下部,彼此相邻。该墓发现的玻璃制品还有深青色玻璃珠118粒、深绿色玻璃珠119粒。

器物概括描述:半球形的雕花装饰玻璃碗,通体呈碧绿色,透明,内含均匀分布的气泡。

材质、工艺及保存状况:玻璃碗的内壁光洁平滑,外壁有风化层。经X荧光法无损检测,不含铅钡,因此非常有可能是钠钙玻璃。来自罗马和波斯的钠钙玻璃与中国传统的铅钡玻璃非常不同。这件碗系有模吹制,又经过了磨琢雕花处理,后一点是来自对外壁、底部和口部的圆形凸饰的认识。大多数学者依靠成分测定和考古学研究,认为这类玻璃器属于萨珊王朝制品。目前所公认的许多萨珊玻璃器,事实上属于一种钾和镁含量很高的钠钙玻璃。另一方面,罗马和帕提亚的玻璃原料采用矿物盐(天然碱)做助熔剂。因此,不同配方没有明显的先后关系,没有一个完整的年代序列。另外,萨珊玻璃和其他以草木灰为助熔剂的钠玻璃也有不同。测定表明叙利亚——巴勒斯坦的玻璃器的镁含量要低于萨珊制品。 Brill研究发现萨珊玻璃与之后的伊斯兰玻璃两者之间存在重合,但又不完全吻合;以及前者不存在一种和后者中的任何一组充分接近的化学成分。三种不同的化学成分组成在萨珊玻璃制造业里已经被辨识出来:第一种是广泛出现在3世纪帝国早期的钠钙玻璃。第二种被进一步分为两组,都使用草木灰,但选择的植物原料不同,其中一组在帝国开始阶段就已出现,而另一组则在4世纪以后被制造出来,它们之间最关键的区别在于第二组产品采用了纯度更高的硅石。第三种用来制造更为透明的玻璃,生产出另外两种成分更为精美的器物。这已被解释为萨珊时期为了制造质量不同的玻璃而存在多种配方。同样重要的是,为了追求符合萨珊品味的透明效果,高纯度的硅石也偶尔被用在第一种配方中。

尺寸:8、口径9.5、腹深6.8、下腹最大径9.8厘米,重245.6克。

器物详细描述:这件玻璃碗系绿色透明玻璃有模吹制而成,腹部贴有两层凸状圆饰,上层8个,下层6个,下部也贴有一个圆饰,充作圈足底。每个圆饰都将棱角磨去,从碗内部看就像一个个圆形光环。圆饰凸出碗壁数毫米,碗的口部厚数毫米。这种采用冷加工磨琢工艺的完整玻璃碗在中国首次发现,加深了对已发现的采用同样工艺的其他玻璃产品的理解。

地域、文化、年代属性及对比:安家瑶认为这件玻璃碗是产自伊朗高原地区的萨珊玻璃器,它曾现身2004年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走向盛唐”展,类似的残片有中国新疆巴楚脱库孜萨来遗址的佛寺中采集到的两片(45世纪)。但遗憾的是在伊朗高原迄今还没有科学发掘过如此完整的玻璃碗,使得这些伊朗前伊斯兰时期的产品以及这件器物的年代和文化归属蒙上了一层不确定的阴影。极为类似的碗有很可能在伊朗法尔斯(Fars)Qasr-i Abu Nasr有发现,也见于意大利罗马东方艺术馆、日本京都Miho美术馆、美国新泽西康宁玻璃博物馆的藏品。该种风格的玻璃碎片已在日本的冲之岛( OkinoshimaIsland)发现,亦见于奈良东大寺正仓院和京都上贺茂。所谓的“波斯”玻璃分布广泛,绝大多数发现于与帝王关系密切的高级贵族墓中。它历尽艰辛被从西方运输到中国,同样被中国的上层社会当作至宝。迄今为止中国出土的早期玻璃器,多出土于高级宫吏和贵族阶层墓葬,以及寺院塔基。像李贤墓这件玻璃碗上的装饰,也见于5-8世纪的玻璃杯,Saldern已经指出它们的年代不早于6世纪,并为出土玻璃器的墓葬本身的年代所证实。

那个在文献里被描述成拥有无数财富,例如带有皇家图案的鎏金银盘、装饰着歌舞者形象的容器、珍贵的玻璃器皿、丝绸和高级织物、奢侈的武器、带雕刻的宝石、印章、青铜盘、马赛克的萨珊宫殿,对其准确的定位和复原,目前还缺乏足够的考古学背景的支撑。萨珊文化的影响已超出帝国的疆域,远达西欧、非洲、中国和印度。萨珊和罗马——拜占庭文化之间的联系还没有被充分认识,但是它们的相互作用对早期伊斯兰和欧洲中世纪的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体现在许多方面,包括王权观念、宫廷生活仪轨、建筑、文学等艺术领域的发展等。通过向东对中亚地区的渗透以及某些时期对丝绸之路部分路段的控制,波斯的创作和设计思想还影响到了东亚艺术。


                   玻璃碗(宁夏固原博物馆藏)




4、印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出土信息:1959年新疆巴楚县脱库孜萨来遗址出土。

器物概括描述:印章,带有椭圆形的雕刻平面上刻有一个有翼男子形象。

材质、工艺及保存状况:灰黄色玉髓,保存完整。

尺寸:2.2、长2.5、宽1.5厘米。

器物详细描述:印章正面为椭圆形雕刻面,背面有一个用于悬挂的小孔。

图像详细描述:雕刻面上有一个侧面向右呈行进状的带翼的男子形象,两个胳膊外张,握着一个带有三角形缎带的圆形王冠。男子看上去裸体,腹部鼓起。环绕头部一道斜线可能代表了头发(或是一顶头盔)。面部细节得到了体现,然而非常的程式化。

风格分析:印章使用了浅浮雕技术,器物成型和细节塑造都有相当的写生风格,这种处理方式是概括式的,一些要素没有被细致地结合在一起。

地域、文化、年代属性及对比:印章的图像主题非常接近白沙瓦博物馆的一件藏品,也类似于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一件,不过三角形缎带看上去像挂在手中所持的三个棍子上。带翼的裸体小天使形象也出现在萨珊雕刻上,例如属于沙普尔一世时期的比沙普尔第二和第三崖刻,其姿态和罗马胜利女神维多利亚相一致,萨珊印章上出现的有翼男性形象已被解释为转变为男性的维多利亚形象。这件印章因此可以归为萨珊波斯的产品,但因萨珊雕刻年代研究的不确定性,无法对此印章的年代背景进行更多的讨论。


                  印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5、金戒指(宁夏固原博物馆藏)

出土信息:宁夏固原市南郊深沟村北周李贤与夫人吴辉合葬墓发现,1983年宁夏博物馆、固原博物馆发掘。在墓葬封土之下有长斜坡墓道、三个天井、三个过洞、甬道和墓室。根据出土的两方墓志可知,墓主为合葬于569年的李贤(字贤和,鲜卑拓跋氏后裔)和夫人吴辉。李贤是北周时期(557—581)的一位外交官、高级将领以及河西地区边防长官。墓葬所在地固原(古称原州),是北朝时期的重镇,西魏北周更是派出亲信大臣为都督镇守此地。墓中出土的鎏金银壶、镶蓝宝石的金戒指、玻璃碗、中亚式环首刀等文物,是从西方传入我国的精美手工艺产品,年代上与李贤曾出任河西边防长官的特殊经历相符。墓道、甬道、墓室等处都绘有壁画,墓室平面近似方形,东西长4、南北长3.85米。这种墓葬是北朝至唐代中国北方高等级墓葬的标准形制。该墓曾被盗掘,但仍发现大量器物,共计300余件,多集中放置在甬道、墓室门口及墓室东南、西南角,以250余件各类陶俑为大宗。此外还有陶制模型明器、实用器、金银器、铜器、铁器、玉石器等,大多数器物的工艺水平都很高。鎏金银壶和玻璃碗都发现于墓室西壁下部,彼此相邻。金戒指放置于女棺内中部左侧。环首铁刀发现于李贤棺椁之间的右侧空隙。

器物概括描述:造型简洁的戒指,带有一个斜切面。一块蓝灰色硬石镶嵌在金戒指上。

材质、工艺及保存状况:金、蓝灰色硬石,保存完整。

尺寸:最大外径2.4厘米,内径1.75厘米;宝石(印章)直径0.8厘米;重10克。

器物详细描述:这件戒指有着简洁而扁平的戒身,顶部逐渐扩大成带有宽唇的圆形斜切面。圆形宝石,表面平坦带雕刻,边缘斜收。

图像详细描述:宝石的表面有一个裸体女性形象,身体的四分之三朝向右侧,双手握住一个长条形围巾上举,在其上方形成拱形,围巾的两端各垂一个囊状物。

风格分析:尽管尺寸很小,这件雕刻品却有着出色的浮雕效果,人物呈现非常自然的舞蹈形态。

地域、文化、年代属性及对比:其形状与河南洛阳北魏吕达墓(524)、山西太原北齐徐显秀夫妇墓(571)以及河北赞皇东魏至北齐李希宗夫妇墓(576)出土的金戒指基本相同。罗丰认为李贤墓戒指的原产地是萨珊或中亚某地。根据金戒指放置于女棺内中部左侧的位置,可知为李贤妻子吴辉所佩戴。从图像学角度说,有一些可以类比的材料,如在一枚私人收藏的萨珊风格的椭圆体玛瑙器上,雕刻着类似的图案,因为尺寸更大,所以可了解到更多细节:女性似乎身着贴身服饰,脚和脖子部分有浮雕状的边缘。还可以参考一件萨珊银盘上的装饰图案,系一个手持在头顶形成拱形的长围巾的舞蹈状裸体女性,大概5.7厘米高,那些装饰在印章上由于太小无法被准确辨别出来(更不用说尾部还有囊状物)的部分,在这件器物上清楚显示是一条围巾。着衣的女性舞者,手持在头顶形成拱形的长围巾的形象,同样出现在一件噘哒时代的粟特银碗上。我们也很容易想到,一个女性站在拱形物下的形象,也频繁出现在萨珊印章上,其拱形部分通常由两根墙柱及其支撑的穹顶构成。这都反映出李贤墓的这枚印章可能是萨珊波斯的产品。


               金戒指(宁夏固原博物馆藏)




6、联珠鹿纹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出土信息:1960年出土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M332。

器物概括描述:织锦残片,上有联珠鹿纹装饰,被制成覆面。

材质、工艺及保存状况:丝织品。

尺寸:残长20、宽21厘米。

器物详细描述:这件覆面是一块长方形的织锦残片,其上装饰联珠纹,联珠纹基本保持完好,珠圈内织有一只侧面向左行进的鹿。联珠圈之间彼此以更小的联珠圈相连,更小联珠圈中有方块形装饰(宝石?),织工较为写意,联珠呈八边形。珠圈中的鹿正在向左行进,鹿角呈水平状,小头,长菱形眼,黑皮上装饰有白色几何纹斑点,鹿身中间是一排三个圆圈形装饰,圆圈中有蓝色斑点,圆圈上部有新月形装饰,颈部系绶带,绶带由一排小三角形组成,飘向身后。

地域、文化、年代属性及对比:不早于665年。联珠纹中织有徽章式的兽头(野猪、狼)或者鸟衔绶带,或者更为罕见的人侧脸等主题起源于萨珊(6世纪晚期,参见 Marshak2001,244),随后广泛流行于中亚西部及新疆地区。阿斯塔那墓地的M322中曾出土类似的织锦覆面,共出的萨珊银币(库思老二世)表明这座墓的年代与M332大体接近,珠圈中的鹿较模式化,但织工更为粗劣。

                 联珠鹿纹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图片与文字均来自《异宝西来——考古发现的丝绸之路舶来品研究》(齐东方、葛嶷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12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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