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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萨珊银币的发现与形制

2019-3-9 11:13| 发布者: admin| 查看: 1474| 评论: 0

摘要: 本文原刊于叶奕良主编《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

萨珊货币是由公元三世纪在伊朗高原西部建立的萨珊王朝所发行的货币。这种货币是当时普遍流通的一种国际货币,在世界的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发现。从二十世纪初开始,中国也陆陆续续出土了这种货币,其出土数量之多,出土地点之广,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重视。

一、萨珊银币的发现

萨珊货币有银、金和铜合金三种,但以银币为主要使用货币,金币大多为宫庭赏赐之用,铜币则具有辅币性质(后两者的数量都很少)1。我国出土的萨珊货币就以银币为主,目前已见于新疆、甘肃、陕西、宁夏、山西、河南、湖北、河北、内蒙古以及广东等地。这些银币分属于萨珊十二(三)位王,银币的总数在1900枚以上(表一)。每位萨珊王在位期间都会制造几种不同形制的银币2,但根据中国发现的银币来看,基本是一位王一种银币形式,只有卑路斯王的银币有两种形式3。除大量银币之外,西安何家村窖藏中还出有唯一的一枚铜币,但资料发表不全,这枚铜币的具体状况不明4


 

                 表一  出土于中国境内的萨珊银币


 

在我国发现的这些不同王属的银币,虽然各有特色,但它们的共性比较明显。银币正面图案以王者胸像为主,一般是右侧像(但也有少数向左,极少数为正面像,中国境内尚未见此类);王头戴王冠,冠后有飘带;王的发髻和胡子多呈球形状;图案外为圆点连成的圈,一般为一圈,后来也有两圈的。背面图案通常为祆教祭火坛和站立于火坛两边的祭师7,图案外也以圆圈框住,多时可达三圈。然而每王银币,不论正面还是背面都存在着一些与同一类银币间的细微差别,如王冠飘带的起伏高低、王胸像朝左或朝右、六星符号的时有时无、火焰中马兹达形象的时有时无等,这些现象主要是由制币地点的不同和制造时间的先后所造成的,此外即使是在同一时间的同一制造地点也会因为使用不同的钱模而在银币上出现细微差别。纵观中国出土的萨珊银币可以看到它们在种类上呈现以下特征:

1.中国最早的萨珊银币——沙普尔二世银币

中国出土的银币,时代最早的属沙普尔二世(Shapur Ⅱ,公元309-379年)时期。沙普尔二世是萨珊历史上伟大的君主之一,在位时间最长,在他的领导下萨珊进入强盛时期。制造的货币也比以前大大增多。

2.中国出土数量最多的萨珊银币——卑路斯银币和库思老二世银币

出土银币数量最多的属卑路斯(Peroz,公元459-484年)和库思老二世(ChosroesⅡ,公元590-628年)银币,此外沙普尔二世、阿尔达希尔二世(Ardashir Ⅱ,公元379-383年)和库思老一世(Chosroes Ⅰ,公元531-579年)的数量也较多。卑路斯王当政期间,与中亚的嚈哒多次交战,遭到重大惨败,赔偿了许多钱币和财物,因而他的钱币流传在外的较多。库思老二世时期,萨珊全国的制币厂有一百二十多个,达到了制币的鼎盛时期,大量的钱币也就运送到了各地。

3.比较罕见的萨珊晚期银币——布伦女王和伊斯提泽德三世银币

萨珊晚期的几位王,如布伦女王(Buran,公元630-631年)、伊斯提泽德三世(Yazdegerd III,公元632-661年)等,在位时间都很短,制造的钱币数量有限,一般很少见到。但他们的银币在中国还能发现,主要原因是在萨珊末期为抵抗阿拉伯人的入侵,求救于中国唐朝,并且其后嗣在在长安居住。 

萨珊银币在中国埋藏的年代与银币本身的制造年代是有一定时间间隔的,这中间有银币传入中国前的流通时间及传入中国后到被埋藏前的存在时间。

夏鼐先生曾对当时所有银币的埋藏年代进行统计8,通过几种不同情况的分析得出:银币的埋藏年代距其制造年代相差最短的为几年,最长的有一百多年。另有国外学者桑山正进9对中国全境出土的萨珊银币及斯加夫10对吐鲁番出土银币的埋藏年代进行统计,也得出类似结论。

根据下表来看,某王的银币制造出来后,到中国被埋藏的年代不晚于该王统治结束后的二百年。在中国埋藏年代跨越范围最广的是卑路斯和库思老二世两王的银币,他们的银币在其统治时期就传入中国并被埋藏了,但卑路斯的银币在七世纪的墓中还有发现,而库思老二世的银币则持续到八世纪中叶。这两位王的银币埋藏年代能持续这么久是和他们的庞大数量分不开的。而那些出土数量较少的萨珊王银币,其埋藏时间跨越的范围很小,有的甚至只有一个埋藏年代。根据统计,这些银币的埋藏年代距制造年代一般在一百年以内;并且由于其数量少,出现的随机率很大,有的距制造年代很近,有的则很晚。


                                      表二  中国境内萨珊银币的埋藏年代及地点


 

二、萨珊钱币的形制

本文此处所讨论的萨珊钱币的发展演变,主要是指不同时期萨珊钱币正、背面图案的差异。对此虽已有学者进行过研究,但是他们各自的侧重点不同,因而也就有不同的结论。本文即在他们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看中国出土的萨珊银币所反映出的特征。

在波普的《波斯艺术综述》一书中,对所有萨珊波斯王的银币进行了分析,并根据其演变将之分期。其主要采取两种方法分期;一种是根据银币本身的形制,另一种则是根据当时的政治和经济状况。这两种方法的分期时代相似,并且最终都是将钱币分为三期,结合起来看,萨珊钱币的演变如下:

第一期从阿尔达希尔一世到沙普尔二世(四世纪中叶),但又可以沙普尔二世为界,在此之前称作阿尔达希尔一世时代,这时钱币上的图案占满整个空间,且均匀对称,但石刻中人物形象相对于他所骑的马比例夸张得大,衣服的线条僵硬、呆板;由此往后为另一部分,此时构图呈金字塔布局的趋势,人物的衣服显示出人体自然的轮廓和动作。这时期,国家处上升阶段,封建领地正逐步形成,而萨珊也正陷于与罗马是战争还是结盟的选择中,没有建立起与外界的经济联系。

第二期从沙普尔三世开始到卡瓦德第二次复位为止(五世纪末),持续两个世纪,这时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趋势:一方面是夸张地表现武力行动,而另一方面则是刻画的细节带有很强的保守性而形成一种僵硬的模式化。此时萨珊国家的权利对内、对外都有扩张。对内表现为与封建领主的扩张和分裂而产生的冲突,特别是在亚美尼亚地区;对外是与东、西方贸易的扩大而导致与游牧民族的冲突。在该期的最后时段,城市商业繁荣而形成的大量手工业者和怀着开拓心情涌入城市的众多农民引发了一场宗教革命——马兹达克运动。

剩下的为第三期,被称为塔基布斯坦(Taqi-i-Bustan)石刻风格时期,此时石刻的构图和风格虽然仍保持传统的对称原则,但是受到了壁画的深刻影响,依靠添加色彩来增加效果,钱币也是如此。这期表现为王权高度集中的税收制度和集中发展的经济。马兹达克运动使得王权得到了加强,确立了中央集权制,与外界的广泛贸易增加了国家的税收,促进了萨珊经济的复苏,形成了良好的城市经济系统。

另一学者戈贝尔则侧重于对钱币本身的细节分析,而并未给出类似于前者那样由全局得出的分期。在他的《萨珊钱币》一书中,首先是从钱币本身特征出发,将钱币分为正面和背面两大部分,分别论述了出现在正、背两面的边圈、边圈装饰、铭文内容及含义,以及正面的王者形象(王冠、发型、胡子、特殊现象等)和背面的火坛和人物形象。此外还论及了钱币的材制、制作技术和管理等方面。

之后他便按时间顺序从萨珊王的角度来谈论各王钱币的特征及其变化。他指出每位萨珊王都有几顶不同的王冠,因而会造成钱币形式的多样化,但是其中一些属基本类型,它们具有一定时间顺序,而且数量较多,这主要表现在银币上;另有一些属于特殊形制,它们出现的时间短、且没有规律,反映在钱币上就是数量少,并且主要是表现在不经常制造的金币上。他根据钱币背面的图案特征将每位萨珊王的钱币分为几种形制(包括基本形制和特殊形制),分别叙述了各种形制出现的时间、表现的手法及含义,并将该王钱币与其他王钱币联系,论述了它们在某些形制上的延续及发展;同时指出某些特征是从某一王开始并持续一定时间的12

此外他还对钱币上的某些组成部分进行分析:钱币背面的祭火坛形式有祭火坛、两祭司和有祆神胸像的祭火坛、两祭司和祭火坛三种类型,这三种类型是由前到后的发展顺序,但第二和三种有时间交叉的现象;王冠则分为帽形冠、2个雉堞的冠、3个雉堞的冠、4个的雉堞、羽翼冠及带卷形的帽形冠,由于一位萨珊王就会有好几种冠,因而这几类王冠有同时出现的现象,但是仍可看到羽翼形王冠出现的时间最晚,并且是晚期最常见的王冠。

就中国出土的1900多枚“萨珊银币”而言,其中包括了少量并不是真正的萨珊银币,即嚈哒钱币、阿拉伯萨珊钱币和太伯里斯坦钱币。这几种钱币与萨珊钱币有着极为类似的图案特征,是萨珊钱币的仿造者或者就是将萨珊钱币稍加改造后重新被使用的钱币。它们在萨珊钱币的不同发展阶段分别出现,也可以算是萨珊钱币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特殊分支。

嚈哒钱币有两种形制:一种为自制,乃仿波斯萨珊朝货币而成,但钱币上的王像不同于萨珊王像,铭文也采用嚈哒本国的文字,但也有使用婆罗钵文字或印度婆罗谜字的。然而这种钱币发现的并不多,更多的是见第二种形制。该类钱币主要是利用别国的钱币,并在此基础上加上自己的标志来使用。其中最常见的是在波斯银币上打印嚈哒文字的戳记,以便作为法定货币在其境内流通。这种钱币在中国发现两枚:一枚为河北定县北魏塔基内出土的伊斯提泽德二世样式银币,另一枚为新疆博格达沁古城出土的卑路斯式银币。

阿拉伯——萨珊钱币则是阿拉伯人在灭掉萨珊王朝后最初所使用的钱币。阿拉伯人建立翁米亚王朝,并仍沿用了库思老二世或伊斯提泽德三世的银币,钱币铭文使用阿拉伯文,钱币上的纪年仍是伊斯提泽德三世在位年数的持续。这种钱币一直发行到回历79年(公元698年)阿拉伯进行货币改革为止,在此之后发行的就是纯伊斯兰钱币。中国发现的该种钱币数量最多的一批是新疆乌恰山中出土的,为库思老二世样式银币,计281枚。此外新疆哈拉和卓古墓出土一枚,山西太原出土一枚库思老二世样式的银币。此外还有吐鲁番阿斯塔那M302出土伊斯提泽德三世样式的银币。

“太伯里(Tabaristān)萨珊钱币”,该钱币是由原萨珊王朝的一省太伯里斯坦地区在萨珊灭亡后,仍沿用的一种仿萨珊钱币。其重量要比萨珊币轻几乎一半,但形制与之完全一样。该币流行到回历178年(公元794年)阿拉伯占领该地,委派阿拉伯总督为止。这种钱币在中国只有新疆库车苏巴什旧城一处发现,为一枚库思老二世样式银币。

如将中国出土的这几种与萨珊钱币类似的钱币囊括在萨珊钱币的演变趋势中,可见下图。


 

                     表三  萨珊银币的演变简表


 

此外,由于萨珊银币制作精美、规范,还影响了许多其它国家(民族)的钱币,诸如贵霜——萨珊钱币、西突厥钱币13等,但在中国的地下出土发现物之中并未见到它们,因而在此不再详述。

但即使在萨珊钱币本身的发展演变系统中存在一定变化, 那些萨珊钱币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银币是萨珊钱币的主体,而中国所发现的萨珊钱币就主要是银币,虽然出土的种类并不多,但是它们所跨越的时间范围较大,基本上是由萨珊前期持续到萨珊亡国为止,因而它们所反映出的一些特征变化就较具代表性。

在中国发现的十二(三)位萨珊王银币中,前三位王的银币背面祭火坛火焰呈上升条状,而由第四位王伊斯提泽德二世之后,所有王的银币背面火坛火焰呈点阵状分布。这可以看作是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中,火焰内时有祆神出现,王冠为“雉堞冠”和“帽形冠”,钱币铭文比较繁琐,图案中人物形象比较生动、易于辨认;而到后一阶段,火焰中不再有祆神胸像出现,王冠则主要见“复合冠”,图案中的祭师的形象很难辨认,只有一个大致轮廓而已。铭文的组成在这两个阶段之间有着显著变化,由繁变简,特别是在后一阶段钱币背面铭文出现制造地点和年代的程式化表现。

在后一阶段中,银币又有一些特征变化,这主要反映在银币正、背面中心图案之外的装饰之上。包括詹马斯波统治在内的以前,萨珊银币正、背面的中心图案之外仅以联珠纹圈围住,而自卡瓦德一世复位统治后,银币正面图案中的联珠圈外在相当于时钟3、6、9点位置处出现新月抱星的装饰。而库思老二世之后的萨珊银币,连背面图案外的联珠圈之外也加上四处同样的装饰了。

就萨珊钱币整体看,这种发展演变主要体现在银币上,偶有生产14的金币则常会出现一些特殊图案;并且由于政治原因的影响,银币的发展过程中也时常会被一些特殊现象插入;而原贵霜帝国所在的萨珊东部,又会生产出一些受贵霜或是其他外来文化影响的钱币。

以上的分析主要依据于钱币的图案特征变化,目的是为帮助我们更好地认清萨珊钱币的特征。结合不同种类银币的组合、银币的埋藏年代和出土地区来看,我们也可将萨珊银币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期,时代为四世纪末到五世纪初,银币种类有沙普尔二世、阿尔达希尔二世和沙普尔三世银币,这期的特点是出土地区仅限于新疆吐鲁番,出土方式为这三位王的银币共同埋藏于不同的窖藏中。第二期,时代为五世纪末到八世纪中,银币主要为沙普尔三世以后的九(或十)位王的银币。在这期,银币的出土地区已扩大到中原及广东,银币基本不含第一期的种类,此外银币的出土方式和组合多样化,如出现了伊斯提泽德二世与卑路斯银币、卑路斯与卡瓦德一世和库思老一世银币、卡瓦德一世与库思老一世银币、库思老二世与布伦女王银币,及库思老二世与荷米斯德四世银币组合等。

在第二期中,又可根据不同银币种类组合相互重叠的关系,将这九(十)位萨珊王银币分为两个群体:以库思老一世为界,在他之前(包括他)的王的银币应为第一群体,其在中国被埋藏的时间较早,为五世纪末到七世纪末,其中以卑路斯银币为最多;库思老一世之后的萨珊银币为第二群体,在中国被埋藏的时间相对较晚,为七世纪到八世纪中期,库思老二世的银币占大多数。这两个群体虽然存在的时间有重合,但其在总体上有先后的顺序,也可看作是两个小的时期。

 

注释:

1这三种钱币的计量单位各不相同。银币的主要计量单位为“德拉克姆”(drachm),约4克左右,此外还有“Tetradrachm”(合4个drachm),和“obol”(合1/6 drachm)。金币的计量单位为“迪那尔”(Dinar, 1dinar= 6Tetradrachm),因此金币的体积一般要比银币小很多。铜币则以“Unit”为单位。可见戈贝尔的《萨珊钱币》。

2 每位王发行的货币依其正面图案中的王冠形制不同,而形成不同的形式。各王的王冠基本是一种,但当有重大政治事件发生时,王冠可能被赋予另一种含义,在形制上有所改变。

3《上海博物馆藏钱币·外国钱币》中所收杜维善夫妇捐献的萨珊银币中包括了考古发掘中未见的种类,其中有阿尔塔希尔一世银币7枚,沙普尔一世银币2枚,荷米斯德一世银币1枚,巴朗一世银币1枚,巴朗二世银币5枚,纳什银币2枚,荷米斯德二世银币1枚,沙普尔二世银币9枚,阿尔塔希尔二世银币1枚,沙普尔三世银币5枚,巴朗四世银币7枚,伊斯提泽德一世银币5枚,巴朗五世银币5枚,伊斯提泽德二世银币5枚,卑路斯银币33枚(王冠有三种,中国所定的A型银币11枚,B型21枚,另有一种银币1枚),瓦拉什银币2枚,卡瓦德一世银币28枚(第一次为王时的银币7枚,复位后的银币21枚),詹马斯波银币5枚,库思老一世银币14枚,荷米斯德四世银币11枚,巴朗六世银币1枚,库思老二世银币41枚,维斯塔姆银币1枚,卡瓦德二世银币1枚,库思老三世银币1枚,阿尔塔希尔三世银币4枚,布伦女王银币1枚,荷米斯德五世银币1枚,伊斯提泽德三世银币2枚,共202枚。其中有十六位王(王名下有下划线)的47枚银币、卡瓦德一世第一次为王的7枚银币和卑路斯1枚第一种银币,在中国考古发掘中未见。这些银币都是杜维善先生自国外购买来的精品,不能作为本文的研究资料,仅用作参考而已。

4《文物》1972年第1期曾发表过何家村窖藏的报告,但并未提到该铜币。仅在陈尊祥的《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钱币的研究》(《中国钱币》1984年3期,第30页)一文中提及。

5此处我将詹马斯波王放在了卡瓦德一世的前面,因为虽然卡瓦德一世早在公元488年就登上王位,但在他496年逃亡国外后,詹马斯波登位。并在詹马斯波统治三年后,他才得以复位。因此卡瓦德一世的前段和后段统治有了很大区别,应该分开;且其货币的形制在这两个时期也极不相同。按货币的形制发展来看,应该是卡瓦德一世(前段)——詹马斯波——卡瓦德一世(后段)。在中国没有发现卡瓦德一世前段的货币,因此就作了前面那样的排序。

6桑山正进的《東方におけるサ—サ—ン式銀貨の再檢討》第143页,提到出有一枚该王银币(但我在出土材料中并未见得)。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第156——158页)记史铁棒墓出土该王的仿制金币一枚。

7 银币背面的图案有一个发展过程。最初只有一个大祭火坛,火坛下边各由一狮子腿支撑,狮子腿则踩在一个蘑菇状物体上,这种形象被认为可能与阿契美尼德王朝在波斯波利斯的统治有关。沙普尔一世时,祭坛旁出现两个祭师,荷米斯德一世时,左边的祭师因戴有与王相类似的冠,而被认为是国王本人。从巴郎五世起,钱币背面的图案固定为现在常见的形式。但偶尔也出现少数特殊形象——该王的立像,如卡瓦德一世、库思老一世和二世的金币均在背后有王的立像,可见戈贝尔的《萨珊货币》一书。

8夏鼐:《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第99、100页,表二、三“萨珊银币埋藏年代(上、下)”。

9 桑山正进:《東方におけるサ—サ—ン式銀貨の再檢討》,第146——148页。

10斯加夫:《吐鲁番发现的萨珊银币和阿拉伯-萨珊银币:其与国际贸易和地方经济的关系》,“表七:制造与埋藏时间在十年之内的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发现的银币”。

11此处的时间是指该王统治的最后年代。由于无法判断每一枚萨珊银币的具体制造时间,所以为便于与其在中国的埋藏时间进行比较,就粗略地按照银币所属王的统治结束时间为标准(每位萨珊王的钱币在该王统治结束后就不再制造了)。

12 如“卑路斯王钱币的背面图案是一种新的表现手法(同书第51页)”,“由库思老二世起,钱币背面出现星月装饰的边圈(同书第53页)”等。

13 参见林梅村:《上海博物馆藏中亚三语钱币考》,《中国钱币》1998年4期,第16——21页。

14 有些萨珊王根本没制造金币,而那些制造金币的王也并不是每年都制造金币,且数量少,使用范围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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