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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造纸术促进伊斯兰书籍装饰艺术的兴起(上)

2019-9-19 22:44| 发布者: admin| 查看: 61| 评论: 0

摘要: 作者穆宏燕,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教授。原文发表于《回族研究》2019年第2期。

内容提要:在伊斯兰第一个世纪,因缺乏必要的物质载体,绘画艺术比较匮乏。然而,在阿拔斯王朝时期,随着中国造纸术的传入,随着百年翻译运动的兴起,书籍制作与装饰在阿拉伯帝国的疆域内普遍兴起,早期主要是誊抄和装饰《古兰经》,之后书籍装饰扩大至科学作品并在其中绘制插图。阿拔斯王朝末期,伴随市民阶层的兴起及其在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随着蒙古西征客观上带来的文化交流,在西域和中亚河中地区艺术影响下,纸张生产的数量和质量显著提高,伊斯兰艺术家们大力发展了书籍插图艺术,使插图从科学著作转入文学著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卡里来与笛木乃》和《哈里里玛卡梅》这两部阿拉伯世界最流行的故事文学著作被绘制细密画插图,以增加趣味性,扩大在市民中的流传。这其中,中国造纸术的传入为伊斯兰书籍装饰艺术成为世界艺术奇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关键词:中国造纸术、伊斯兰细密画、书籍装饰、《卡里来与笛木乃》、《哈里里玛卡梅》


一、造纸术的传入促进阿拔斯王朝书籍装饰艺术的兴起

 

包括笔者在内的诸多学者曾长期把伊斯兰第一个世纪绘画艺术的凋敝,普遍归结为伊斯兰教对具象(偶像)艺术的禁忌。这固然不谬。然而,当我们不把视觉焦点聚集在伊斯兰教义本身,而是放眼中古时期物质文化对精神文化的支撑作用,即马克思主义所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会看到,在伊斯兰第一个世纪,缺乏绘画艺术兴盛的必要物质基础。在中国造纸术传入亚洲西部之前,亚洲西部地区主要使用羊皮纸和莎草纸。这两种物质材料或因昂贵稀少,或因易脆难存,皆无法支撑大规模的书籍制作。

750年,波斯呼罗珊军在阿布·穆斯林率领下,从中亚一打到大马士革,推翻了阿拉伯倭马亚王朝(661—750)的统治,拥立先知穆罕默德叔父的玄孙阿布·阿拔斯为哈里发,建立了阿拔斯王朝(750—1258)。同时,波斯人帮助阿拔斯王朝打江山的拥戴之功,使波斯贵族和文人阶层迅速占据阿拔斯王朝各级行政机构,对阿拔斯时期伊斯兰文化的繁荣鼎盛起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阿布·穆斯林统帅的呼罗珊军成为维护阿拔斯王朝统治的近卫军,具有强大的战斗力。751,阿布·穆斯林率领的呼罗珊军与高仙芝率领的唐军在中亚怛罗斯交战。唐军败北,被俘将士二万余人。怛逻斯战役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非凡的意义。据中外多种史料的记载,正是怛逻斯战役中被俘的万唐将士中的一些造纸工匠,将造纸术传入中亚和西亚地区。阿布·穆斯林获知被俘唐将士中有一些是造纸工匠便收罗俘虏中所有的造纸工匠集中于当时呼罗珊省的手工业中心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该城很快成为阿拉伯帝国的造纸中心。“撒马尔罕纸”成为一种重要贸易商品,销往整个阿拉伯帝国境内,以其便捷、廉价、适用、美观的特性迅速替代了该地区长期使用的埃及莎草纸和羊皮纸,为阿拉伯阿拔斯王朝的文化繁荣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762年,阿拉伯帝国的新首都巴格达Baghdād波斯语意为“神赐的”)在底格里斯河畔落成,这个地区长期是波斯萨珊王朝(224651)的统治中心。同年,阿拔斯王朝正式把帝国的都城从大马士革迁到巴格达将自己的统治中心完全置于波斯文化的影响范围之内。8世纪后半叶,从阿拔斯王朝第二位哈里发曼苏尔(753—775年在位)开始,掀起了声势浩大、旷日持久的翻译运动,称为“百年翻译运动”(实际上持续二百余年),大量希腊、波斯和印度的典籍被译成了阿拉伯语。中国造纸术的传入对这一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可谓居功至伟。793—794年,哈里发哈伦781—803年在位从撒马尔罕招募中国工人,在巴格达建立造纸厂,从此该城成为阿拉伯帝国的另一个造纸中心大马士革随后成为阿拉伯帝国的第三造纸中心。在整个阿拉伯帝国境内,中国造纸术每到一处,都对当地文化的繁荣兴盛起了无法估量的促进作用。倘若没有中国造纸技术的支撑,如此大规模的文化翻译运动是难以推进的。830年,在马蒙哈里发(813—833年在位)旨意下,著名的巴格达“智慧学院”(Bayt al-ikmah)得以创建,那是有一个图书馆、科学院和翻译局的联合机构,从各方面来看,它都是自公元前三世纪前半期亚历山大港图书馆建立以来最重要的学术机构。因此,当时巴格达不仅是伊斯兰世界的政治中心,更是文化中心,亦是当时著名的国际大都市。

雕版印刷在中国历史悠久,唐代佛经的大量翻译和刊印带动了雕版印刷的兴盛。在当时中西文化交流十分繁荣的背景下,伊斯兰世界不会对中国的印刷术一无所知,并且造纸术的传入也理应迅速带动伊斯兰世界对印刷术的采用。然而,伊斯兰世界虽然极其迅速地接受了中国的造纸技术,却对中国的印刷术完全抱以排斥的态度。其中原因多多,但用手工誊抄之书法艺术受到《古兰经》的肯定,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古兰经》68:1说:以笔和他们所写的盟誓。”《古兰经》96:4说:他曾教人用笔写字。”因此,在伊斯兰世界,用笔恭敬、精致地誊抄《古兰经》成为一项神圣的工作,并进一步视装饰《古兰经》为合符教法的崇高事业。由此,伊斯兰世界的书籍制作与装饰艺术大规模兴起,在初始阶段当然主要是誊抄和装饰经书《古兰经》。对《古兰经》的装饰一般采用非具象性的花叶和几何图形的边框装饰,或作章节标题的匾额装饰,并且敷以金粉,以显示经书的崇高,风格庄重典雅,不作任何具象插图。1库非克书法体阿拉伯文《古兰经》第二章黄牛5—8节经文,属于8世纪中期即翻译运动伊始的作品,可能是现存最早的《古兰经》装饰本。整个页面敷以金粉,边框装饰极为精细繁复,并且将阿拉伯字母的“点”以红色颜料书写,以求醒目,整个页面具有强烈的视觉审美特征,十分富丽堂皇,高贵典雅。


    (图1阿拉伯文《古兰经》,原件27 x 35.6厘米,修补后31 x 39.1厘米,8世纪中期


在巴格达的各种文化设施中,“智慧学院”的功能最为强大,它集图书制作与图书收藏为一体。由于图书制作被视为一项神圣的工作,因此必须是全手工精良制作。图书制作,具体又包括:造纸、誊抄、装饰、装订、装帧等流程。这其中,装饰又最为复杂,又细分为若干更细化的步骤:给誊抄好文稿的纸页作页面边框设计、描绘边框图案、描绘题匾、插图、镀金、上光等。这其中,插图又进一步细化为若干步骤,包括:素材选择、场景设计、构图布局、草图勾线、选色、着色、镀金、上光等流程。装订和封面装帧完成之后,图书才能进入收藏部。因此,图书馆实际上包括造纸坊、学堂、画坊、收藏部,以及笔墨颜料等辅助用品生产作坊等若干部门,是一个庞大的文化生产机构。因此,全手工精良制作书籍是中亚-西亚伊斯兰地区的一个重要文化传统,这也是伊斯兰文化在中古时期灿烂辉煌的重要载体。因此,在伊斯兰的第一个世纪,书籍制作与装饰不发达,一方面固然与伊斯兰教义禁忌具象(偶像)艺术相关,另一方面也与缺乏相应的物质载体密切相关,或许后者更为根本。因为从伊斯兰的第二个世纪开始,随着中国造纸术的传入,随着翻译运动各项文化举措的实施,书籍制作与装饰在阿拉伯帝国境内得到大力发展,呈现出繁荣景象;尤其是随后细密画书籍插图艺术的出现,说明伊斯兰艺术家们有能力在不违背教义的情况下创造出新的绘画艺术形式。

在翻译运动开始阶段得到发展的首先是书法艺术和书籍制作与装饰,并以誊抄和装饰《古兰经》为主。《古兰经》的誊抄与书籍制作和装饰一般由穆斯林承担。但由于阿拉伯人在伊斯兰之前尚处于蒙昧时期,以游牧生活为主,文明程度和文化水平相对较低,掌控阿拉伯帝国文化工作的多是具有较高文化修养造诣的波斯人,尤其是在阿拔斯王朝时期。因此,承担《古兰经》誊抄与装饰工作的实际上更多的是皈依伊斯兰教的波斯穆斯林,当然其中肯定也不会缺少阿拉伯穆斯林的贡献。

随着翻译运动的推进,这种艺术的范围后来扩大了,除了《古兰经》外,还包括世俗的写本。在世俗书籍中,逐渐开始出现插图。插图的流行率先出现在科学著作中,这些插图对于科学著作来说是必需。科学著作插图一般都是图解,即使出现人形或动物,也是科学图解,比如星相图、动物和人体的结构图,规避了伊斯兰教禁忌偶像崇拜的教条。再者,这些世俗插图著作几乎都出自非穆斯林艺术家,主要是生活在巴格达地区的摩尼教徒和基督徒艺术家,他们大都从事科学和医学事务。由于伊斯兰教对肖像绘画艺术宗教合法性的质疑,在蒙古人入侵之前出现的少量绘画作品,都是出自非穆斯林艺术家,尤其是摩尼教徒和雅各派教徒,聂斯脱利教派则不对自己的书籍进行镀金装饰,而阿拉伯人对伊斯兰绘画艺术的贡献微不足道。摩尼教徒誊抄经书和书籍装饰的悠久传统使这项技艺世代相传,使他们在此项工作中具有一种无形的优越经验。并且,在伊斯兰初期,摩尼教徒起初被穆斯林们认做基督教徒或祆教徒,随之也获得了受宽容的教派身份。这使得他们在较长时期内获得了一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摩尼教教义视几何图形为扩展的量的代表,蕴含着力量之美,是光明的象征之一,因此十分擅长绘制几何图形。因此,在科普著作的插图中,应该不会缺少摩尼教徒的贡献。2古希腊数学家阿波罗尼奥斯Apollonius of Perga,约公元前262190的著作《圆锥曲线论》插图,该书于9世纪被翻译成阿拉伯语,此插图本为1070年版本


      (图2阿波罗尼奥斯《圆锥曲线论》插图,1070年


(图3托勒密《天文学大成》插图“双鱼座”,9世纪


“百年翻译运动”中,被翻译的希腊著作多是哲学、天文学和医学方面的,而被翻译的文学作品主要来自波斯。3是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天文学大成》插图“双鱼座”,该书撰写于公元140年,9世纪从希腊语翻译成阿拉伯语并绘制插图。翻译家们对于希腊人的文学作品不感兴趣,所以没有译成阿拉伯语。因此,阿拉伯人没有接触到希腊的戏剧、诗歌和历史。在这方面,波斯的影响,仍然是最大的。在翻译波斯文学典籍方面,生活在巴格达的波斯文人起了重要的作用,其中有不少是“精底格”(Zindīq)。该词本意是指二元论信仰者,包括琐罗亚斯德教徒和摩尼教徒。在伊斯兰初期,该词专指表面上皈依伊斯兰教,但实际上仍信奉二元论的波斯伪穆斯林。然而,由于琐罗亚斯德教曾拥有波斯国教之尊,并且在《古兰经》22:17中与犹太教徒、拜星教徒和基督教徒相提并论,是与他们受同等待遇的,受到宽容对待,而摩尼教始终是异端邪说,始终是被打压的对象。因此,“精底格”一词在很大程度上专指摩尼教徒。波斯著名作家、翻译家伊本·穆格法(724759年)即是一位表面改宗伊斯兰的“精底格”,他曾将多种萨珊时期的文学著作翻译成阿拉伯语,其中最著名的即是《卡里来与笛木乃》,该书后来成为中古时期阿拉伯文学的经典名著。伊本·穆格法在其翻译工作中翻译过数种摩尼教著作,并可能参与了伊朗人的政治性活动,于759年被曼苏尔哈里发(754775年在位)“精底格”的罪名处死。

“百年翻译运动”后期,阿拉伯统治者加大了对“精底格”的打击和镇压,大批摩尼教徒遂陆续向东方迁徙逃亡,书籍插图艺术随之被带入中亚河中地区。书籍插图这种新艺术形式与中亚故事性壁画艺术传统相结合,获得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世俗文学故事类的书籍插图艺术。可惜的是,由于蒙古西征的战乱,这时期中亚的带有细密画插图的书籍没有留传下来。现今我们只能根据阿拔斯王朝末期文学著作插图艺术的成熟度,以及伊斯兰著作的相关记载和在中国新疆吐鲁番地区考古发现的摩尼教书籍细密画残片来作逻辑推理。之后,随着蒙古西征,文学故事类书籍插图艺术又回传巴格达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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