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登录
  会员登录   注册账号
 
设为首页 加入收藏 联系我们  
关注微博
 
关注微信
 

中国造纸术促进伊斯兰书籍装饰艺术的兴起(下)

2019-9-19 23:01| 发布者: admin| 查看: 73| 评论: 0

摘要: 作者穆宏燕,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教授。原文发表于《回族研究》2019年第2期。

二、造纸技术的提升促进阿拔斯王朝书籍插图艺术的兴起

 

蒙古大军三次西征,波斯都首当其冲。1219—1224,成吉思汗率领20大军西征,主要目标是中亚地方王朝花剌子模。蒙古军队攻占了布哈拉、撒马尔罕、巴尔赫、木鹿、赫拉特等中亚历史名城,花剌子模国王败逃波斯。蒙古军队追击花剌子模国王,洗劫了波斯中北部雷伊、赞江、伽兹温等城市。蒙古第一次西征没有在波斯立足,洗劫一番之后便班师回朝。1236-1241年,窝阔台汗遣拔都等诸王率军第二次西征,该次西征主要目标是征服伏尔加河以西诸国。其间,窝阔台汗还派大将卓尔玛罕进攻波斯,占领波斯大部分地区,并两次围攻巴格达,虽未能攻克巴格达,但蒙古军队在波斯本土盘踞下来,主力驻扎在波斯西北部阿塞拜疆地区。1253—1258,蒙哥之弟旭烈兀率领12万大军西征伊朗,并于12582月攻克巴格达,结束了阿拉伯阿拔斯王朝长达五百年的统治。

因此,在阿拉伯阿拔斯王朝覆灭之前,蒙古人因长期盘踞在西域地区和中亚草原,对西域和中亚河中地区细密画书籍插图艺术可谓是耳濡目染。1206年,蒙古人接纳了回鹘汗国的归顺。回鹘汗国曾长期以摩尼教为国教,其书籍制作与细密画装饰艺术十分发达。蒙古统治者把回鹘汗国的人才和以吐鲁番绿洲为中心的那种众美纷陈的文化,吸收到他自己的迅速扩张的国家之中。因此,蒙古人的西征,对西域、中亚地区与巴格达地区之间的艺术传递与影响,在客观上的确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回鹘人吸纳了中原印刷术,促使其纸张生产的质量大大提高,以适应印刷的需要,不管回纥的印刷在什么时候开始,在量的生产和质的提高方面,似乎有一种继续不断的进步。尽管西亚伊斯兰世界并未接纳回鹘人的印刷术,但蒙古西征带来的回鹘人在纸张生产技术方面的革新,无疑使纸张在产量和质量方面为阿拉伯阿拔斯王朝末期细密画书籍插图艺术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因为细密画的颜料大多数是矿物性颜料(也有少量植物、动物性的颜料),对纸张吸附矿物性颜料的附着力具有较高的要求。考古证明,著名的“撒马尔罕纸”是用草和木作原料制成的,而留传至今的细密画抄本的纸张全是用破布作原料制造的。这说明,在伊斯兰世界,从最初的“撒马尔罕纸”到后来的细密画用纸,这其间造纸技术曾发生过重要的革新。

另一方面,则是社会发展的因素。阿拔斯王朝末期,各地方王朝纷纷崛起,哈里发成为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实际统治威力形同虚设,而社会商品经济却是十分繁荣,市井文化兴盛。装饰有细密画插图的书籍十分契合市民阶层的精神文化需求,并且伊斯兰画家以种种绘画观念,让画面具有视觉的流动性,使读者不把视觉焦点集中在某一处,从而不违背伊斯兰教禁忌偶像崇拜的教义。

由此,在上述双重因素的作用下,在阿拔斯王朝末期,在帝国的传统疆域内——以巴格达为中心,包括叙利亚的大马士革,甚至还可能包括埃及的开罗和伊朗的设拉子——出现了一个相对比较繁荣的细密画插图本制作的小高潮,产生了不少作品。其中,《卡里来与笛木乃》和《哈里里玛卡梅》被多次绘制细密画插图本。这两部文学作品曾数个世纪以来一直是阿拉伯世界最流行的读物,在民众中具有十分广泛的影响力。总体来说,这个时期,巴格达艺术家们依然将摩尼教艺术作为自己的范式,制作年代越早的插图本其中存在的河中艺术影响痕迹越是显著比如,在插图中标注被画者的名字;红色、金色或青金石蓝的衬底;在人物的面部和躯体,以及衣饰描绘上,具有摩尼教—佛教艺术的程式化特征,包括蒙古种人的面部、编织纤细的发辫、衣服上的皱褶纹等;而画面的对称结构则主要是波斯艺术的传统,中国艺术风格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花草树木的勾勒描绘上。

尽管阿拔斯王朝末期巴格达细密画是在西域、中亚细密画书籍插图艺术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在风格上具有较大程度的相似性,但二者还是存在较大差异。其差异主要表现在插图书籍的选择上,即细密画的表现内容方面。中亚河中地区是雅利安民族神话传说的凝聚地,具有根深蒂固的史诗传统,因此不论是壁画还是书籍插图,首先选择描绘的是史诗故事与史诗场面,然后是与史诗关联的王公贵族们的宴饮场景和宫廷生活场景。然而,在阿拔斯王朝时期,大多数阿拉伯人从游牧生活方式变为城市定居方式,市民阶层逐渐形成。巴格达在阿拔斯王朝时期是阿拉伯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商业和手工业十分发达,市民阶层庞大,市民趣味浓厚,市井文化繁荣。这也是《一千零一夜》这部大型民间故事集在阿拔斯王朝时期的巴格达得以基本定型成书的时代背景。当时,在哈里发的宫廷中,除表演歌舞,演奏音乐之外,还盛行各种杂耍、说故事、讲笑话。在市井间,各种杂耍也很流行。在巴格达街头巷尾,有不少专以说故事、讲笑话和逸闻趣事招来听众以谋取生计的人。一般来说,市民趣味倾向于轻松、幽默、搞笑、情色的故事,而不倾向于史诗,史诗太沉重;也不倾向于长篇爱情故事,这种长篇故事太让人浪费情感。因此,短篇故事集更受说书人的青睐,也更受听众或读者喜爱。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卡里来与笛木乃》和《哈里里玛卡梅》被绘制细密画插图,以增加趣味性,扩大在市民中的流传。这两部作品的插图本可以说是在蒙古人入侵之前,阿拔斯王朝末期巴格达绘画艺术典型代表作品

《卡里来与笛木乃》源自印度梵语《五卷书》,波斯萨珊国王阿努希尔旺(531579年在位)命御医白尔才外从印度梵语翻译成巴列维语带入波斯。阿拔斯王朝时期,由波斯翻译家伊本·穆格法从巴列维语译成阿拉伯语。巴列维语译本《卡里来与笛木乃》序言讲到该书来历:亚历山大征服印度之后,委派自己的一位亲信做印度国王,自己军继续征战。亚历山大一离开印度,印度人就造反,废黜了亚历山大的委派国王,另立自己民族的先王之子德卜舍里姆为王。德卜舍里姆一待政权稳固之后,就专横跋扈起来,继而暴虐无度,任意鱼肉百姓。直谏的大臣都性命难保。时,有一位婆罗门智者名叫白德巴,撰写一部动物寓言故事集即《卡里来与笛木乃》,以此向国王劝诫卡里莱笛木乃是两只豺狼的名字,书中的对话皆通过牲畜禽兽之口说出,表面上好像是供官与民消遣散心的闲书,而内里却是对统治者理性的训教与开导。卡里来与笛木乃被译成阿拉伯语后,很快就成为一部家喻户晓的寓言故事集,书中的故事诙谐风趣,暗含讽刺,寓教于乐,为人们津津乐道,或许是因为这部供官与民消遣散心的闲书”与巴格达市井百姓的审美趣味正好契合。

  《卡里来与笛木乃历朝历代细密画插图本繁多,其中编号为Ms arabe3465的插图本是迄今所知绘制时间最早的一个插图本(现收藏在巴黎国家图书馆),大约绘制于12001220年之间。该插图本既有河中细密画艺术的特征,也显示出某些变革的征象;并且,该插图本质量明显高于稍晚时间在巴格达地区制作的其他卡里来与笛木乃插图本。因此,该插图本有可能是一个宫廷本。在这部抄本的插图中,我们可以看到,草木具有显著的程式化特征,呈现为一种非自然性或曰装饰性,这是伊朗艺术的典型特征;被画角色都标注了名字(这可能是已知的、给被画角色标注名字的最后一部插图本,不排除该特征在尚未发现的插图本中存在),这是摩尼教艺术的特征。然而,该抄本的插图均无边框线,这个特征与后来波斯地区的细密画范式又有所区别,显示出该时期巴格达地区自身的艺术特征。这里仅举一例,以窥其貌:


                (4,野鸭与乌龟


4《野鸭与乌龟》这幅插图其文本故事为:在一条小河里生活着一只乌龟和两只野鸭,三者是好朋友。河水渐渐干涸,他们欲离开,另择他处栖息。于是,野鸭让乌龟叼住一根棍子,两只野鸭用嘴抬着棍子,把乌龟带着飞了起来。人们看着乌龟飞起来,觉得很新奇,议论纷纷。乌龟听见,张嘴斥责人们多嘴,却掉下来,一命呜呼。该故事讽刺那些总是在意世俗议论、不能超脱尘世而心无旁骛的人。该插图在构图上,设置了三个人物,三人为众,代表多数,并且三个人物分居画面两侧,其表情和手势都各有不同,表达了“人们议论纷纷”这层意思;该插图还设置了水面,较为准确地表达出文本故事的发生场所。两只野鸭衔着杆抬着乌龟,尽管线条勾勒还比较粗糙,但忠实于文本。之后,在中国绘画艺术的强劲影响下,中国式的仙鹤或大雁图案替代了野鸭,这个故事在后来的各种《卡里来与笛木乃》细密画插图本中均表现为“鹤衔龟”或“雁衔龟”。

《哈里里玛卡梅》是阿拔斯王朝末期被反复绘制的另一部重要作品。哈里里(10521122年)是阿拔斯王朝时期的文学家;“玛卡梅”(Maqāmāt)是阿拉伯文学的一种体裁,本意是片段、阶段、品阶、音阶的意思,在文学中指片段故事集或曰短篇故事集,各个故事之间没有必然关联,由某一主人公将各个故事串联起来。“每篇玛卡梅故事的主人公均为同一人,另有一位说书人配合他讲故事。主人公在每篇玛卡梅故事中以不同形象出现,向观众或听众进行符合他不同人物身份的表演。……玛卡梅故事的产生,是当时社会上出现的一种以表演谋生的现象的反映。因此,可以说,“玛卡梅”这种文学体裁的形成与阿拔斯王朝市民阶层的兴起密切相关,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不少玛卡梅故事集。其中,以《哈里里玛卡梅》影响最大,不仅受到市井百姓的喜爱,而且还受到哈里发和贵胄公卿们的夸赞,这反过来又对该书的传播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乃至,哈里里的《玛卡梅》在七百年内,被认为是阿拉伯文学宝藏中仅次于《古兰经》的著作。

《哈里里玛卡梅》共50篇,创作于1101—1110年,讲述了各种各样的狡诈行骗计谋。每篇故事都是说书人哈里斯与骗子乞丐艾布·宰德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地点巧遇,然后说书人哈里斯亲眼目睹并讲述艾布·宰德的行骗过程。在这些故事中,主人公艾布·宰德在不同的场地不断地改变自己的穿戴,变更自己的角色、身份、变换自己的手法、圈套,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或独自,或与妻儿、徒弟等合谋,骗取人们的钱财。然而,在全书最后,骗子艾布·宰德金盆洗手,洗心革面,成为一个虔诚的苏非信徒。因此,全书题旨并没有逾越当时社会的基本价值规范,乃是在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范畴内,想方设法博得观众和读者的开心一笑。并且,这些故事在演绎行骗的过程中,也不乏讽刺和针砭。

迄今已知《哈里里玛卡梅》的细密画插图本有13部。其中,1258年阿拔斯王朝覆灭前的插图本有7部。之后,还有5部插图本,均是在14世纪中期之前绘制的,无优秀之作,也不是细密画艺术的主流。在阿拔斯王朝末期的7部插图本中,编号为S.MsC_23圣彼得堡科学院藏本为《哈里里玛卡梅》插图本中年代最早的一部,绘制于1225—1235年之间,有98幅插图,可惜绝大多数画作中的人物均被画以黑线破坏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各种《哈里里玛卡梅》插图本均无给被画角色标注名字。这表明,从前文所述编号为Ms arabe3465的《卡里来与笛木乃》插图本(绘制时间为12001220年之间)至编号为S.MsC_23《哈里里玛卡梅》插图本(绘制时间为12251235年之间),大约在20年的时间内,给被画角色标注名字这种摩尼教艺术方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圣彼得堡科学院藏本(S.MsC_23)绘制时间为12251235年。因其绘制时间较早,河中风格尚十分明显。在用色上,多用金色、猩红色和青金石蓝,对建筑物的描绘精致繁复,这是典型的波斯艺术风格;在人物头部背光绘制上,将佛教—摩尼教的艺术特征泛化和程式化,某些插图中给每个人物、甚至普通听众都画上头部背光(图6)。该抄本插图具有三个非常重要的特征:一是不少插图具有明显的圆圈构图特征,比如《艾布·宰德表演放血治疗》(图5);二是不少插图将主要人物如帝王般置于画面中心位置,比如《艾布·宰德与听众》(图6)。这两个特征均是伊朗艺术特征,长期的帝国文化使伊朗人具有根深蒂固的“帝王中心”意识,在图画中往往把帝王置于画面的中心位置。这种构图范式还在之后的波斯细密画插图本中反复出现。S.MsC_23圣彼得堡科学院本的绘制地点不详,笔者揣测或是在伊朗历史文化名城设拉子绘制,或其画家是一位具有浓厚波斯帝国文化情结的伊朗人。三是该抄本建筑物描绘比较精致繁复。这三个特征对之后14世纪上半叶大不里士制作的“蒙古大《列王纪》插图本”具有一定的影响和启迪。总之,该插图本是一部具有典型伊朗艺术风格的版本。正如《伊朗绘画史》所言:总的来说,伊斯兰绘画艺术形成的初期,伊朗文化占据绝对优势,在哈里发的统治领域内没有其他任何民族在书籍制作艺术方面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


        (图5艾布·宰德表演放血疗法


       (图6艾布·宰德与听众


编号为arabe5847的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本被认为是《哈里里玛卡梅》插图本中水平最高的一部,绘制于1237年,有99幅插图。该抄本由查尔斯·舍费尔(Charles Schefer)赠予法国国家图书馆,故以其名字命名为“舍费尔《玛卡梅》插图本”Schefer Maqamat该插图本尽管被认为是所有《哈里里玛卡梅》插图本中最杰出的版本,但实际上该版本99幅插图水平参差不齐,风格也不一致,可能出自多位画家之手大约一多半的插图在绘制技艺与构图设计上,只能算是平平之作;但有十余幅插图比较精细,水平较高该插图本显示出一种显著的变革,这突出表现艾布·宰德与听众的插图,绝大多数此类插图均是将艾布·宰德设计在画面的一侧,听众在另一侧(如图7),缺少平衡对称感,而平衡对称是伊朗艺术的经典风格这种不平衡对称的审美风格被视为巴格达平民风格。该抄本99幅插图中只有一例插图独自呈圆圈构图,把艾布·宰德置于画面中心位置,即《艾布·宰德表演放血疗法》(图8);99幅插图中,除了哈里发有头部背光之外,其余人物均无头部背光。总体来看,该插图本中的插图更多地具有巴格达平民风格或曰市井风格,离河中风格(史诗-帝王风格)的影响渐行渐远。  


                 (7,艾布·宰德与听众


       (图8艾布·宰德表演放血疗法


在阿拔斯王朝末期,《哈里里玛卡梅》细密画插图本的数量远远多于《卡里来与笛木乃》,但是14世纪中期之后,该书几乎就不再有插图本(不排除可能存在尚未发现的插图本),直至1709年在印度再次制作插图本,赞助者情况不详。这一方面说明,《哈里里玛卡梅》作为一部地道的阿拉伯文学作品,在阿拔斯王朝更受欢迎。阿拔斯王朝覆灭之后,在以波斯经典文学著作和历史著作为主流的伊斯兰细密画史上,该作品渐渐边缘化。而《卡里来与笛木乃》,从印度译入波斯,又从波斯译入阿拉伯,又从阿拉伯译回波斯,波斯人将之视为己出,因而在伊斯兰细密画史上的地位远远高于《哈里里玛卡梅》,历朝历代都绘制有插图本,并且多有十分精美的经典插图本产生。

  如本文前述,在书籍装饰的若干环节中,细密画插图可以说是书籍装饰艺术的最高体现,因此后来细密画艺术涵盖了整个书籍装饰艺术。只因本文涉及的时间段为伊斯兰书籍装饰艺术的初期,因此以书籍装饰艺术涵盖细密画插图艺术。总体来看,在阿拔斯王朝时期,书籍装饰艺术的兴起和以细密画插图为标志的伊斯兰绘画艺术的出现,具有多种内因和外因,比如阿拔斯王朝时期市民阶层的兴起、蒙古西征带来的西域和中亚河中地区书籍插图艺术的影响、伊斯兰艺术家们的艺术创新使伊斯兰绘画艺术获得了自身的合法空间,等等。而各种内外因中,正是中国造纸术的传入成就了伊斯兰书籍装饰和绘画艺术成为世界艺术史上的奇葩。这一点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关注。


参考文献:

1][美]卡特.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M].吴泽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2][美]西提.阿拉伯通史.马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3]古兰经[M].马坚,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以下同).

4]Tarjuma:Muhammad Irānmanish,Sayr-i-Tārīkh-i-Naqāshī yi Irānīi,Intishārāt-i-Amīr Kabīr,1383,Tehran.P.56. 伊朗绘画史[M].穆罕默德·伊朗曼内希,译.德黑兰:阿米尔·卡比尔出版社,2004.)

5]穆宏燕.摩尼教经书插图的发展与世俗化转型[J].西域研究,2019(1).

6]穆宏燕.论波斯细密画的伊斯兰合法性[J].东方论坛,2013(5).

7]郅溥浩.神话与现实——《一千零一夜》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

8]卡里来与笛木乃[M].李唯中,译.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18.

9]仲跻昆.阿拉伯文学通史(上卷)[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452—453.




最新评论

版权所有:合肥西纳一兰文化艺术交流有限公司  Hefei  Sinoiranian  Culture & Arts  Exchange  Co,Ltd
E-maill:
1877079267@qq.com  网站备案/许可证号: 皖ICP15019193号
免责声明:对于伊朗艺术研究网会员发布作品、评论、留言等所引起的纠纷,皆由其作者承担,本站不承担任何相关及连带责任。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