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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波斯艺术莲花纹样变迁的中国因素

2020-3-11 19:40| 发布者: admin| 查看: 88| 评论: 0

摘要: 莲花纹样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植物纹样之一,并在波斯第一帝国时期得到全面普及。这些莲花图案形态简洁,呈现出高度的风格化。随着十三世纪蒙古西征,中国风格的莲花纹的传入才使波斯艺术中的莲花纹样实现了真正的艺术 ...

摘要:莲花纹样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植物纹样之一,并在波斯第一帝国时期得到全面普及。这些莲花图案形态简洁,呈现出高度的风格化。随着十三世纪蒙古西征,中国风格的莲花纹的传入才使波斯艺术中的莲花纹样实现了真正的艺术化,发展成为形态自然、富有生机的装饰图案,并在波斯建筑、细密画、金属器以及纺织品等艺术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波斯艺术家从早期简单模仿中国莲纹,到后来在中国莲纹原型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和创新,最终完成了莲花纹样在波斯艺术中的完全吸收和程式化。

关键词:伊朗 波斯艺术 莲花纹样 蒙古西征


波斯自古地处欧亚非三大洲交界之处,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得波斯艺术可得东西方艺术风气之先。再加之其历史上曾受多个民族入侵,所以又吸纳及融合了希腊罗马、塞尔柱、阿拉伯伊斯兰及中国等民族的艺术精髓。波斯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及其与周边文明的频繁互动深刻地影响了波斯的历史发展面貌,其艺术领域也不例外。莲花图案作为伊朗本土的一种古老文化符号最初只有单一的宗教寓意,随着波斯文明对外交流和互动,其莲花纹饰逐渐融入了埃及、印度的表达元素,但真正促使波斯的莲花纹饰从宗教性转向纯粹的装饰性是从十三世纪中叶蒙古西征之后才实现

 

一、波斯莲花纹溯源

众所周知,莲花纹是佛教文化造像中的关键元素,具有浓厚的宗教意味。但实际上,莲花纹是世界植物纹样体系中古老而传统的纹样之一,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拥有多个发源地。莲花崇拜在佛教诞生(公元前6世纪)之前的印度、埃及和波斯就普遍存在,并行发展,并且随着各文明间的交流、碰撞、融合,莲花纹的含义及形式也在各文明的相互影响中变得更加丰富而多样。

在印度的早期信仰中,“会用满瓶来代表水,在盛满水的瓶中生长出枝繁叶茂的莲花,象征着生命不息和丰饶富裕。”后来随着佛教的发展,莲花纹样被赋予了佛教寓意,成为了佛教图像艺术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出现在印度早期的佛教建筑和雕像中,象征着再生、纯洁和佛陀。此外,古埃及也是莲花纹样的另一个起源地。莲花在埃及广泛分布,其晚上闭合、早上绽放的自然生长规律,使莲花具有一种象征意义,“视为太阳的象征,也代表生命的复苏”。在埃及新王国时期(BC1553年—BC1085年)的墓葬壁画及人们居住的建筑中,莲花通常以正面、侧面及复合面形态来呈现,表现形式较为程式化和风格化。波斯人是印欧人(即雅利安人)西迁伊朗高原并定居、繁衍的后代,莲花崇拜就是古老雅利安文化的特征之一。到了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BC550年—BC330年),琐罗亚斯德教把“莲花融水—火—日三者为一体的圣花崇拜思想发挥到极致”,再加之莲花作为皇家高贵地位的象征,莲花成为了波斯波利斯王宫浮雕中的常见图案,有的为象征“太阳”的正面莲花,有的为寓意“火焰”的莲花瓣图案。

虽然雅利安文化早已有莲花崇拜,并且源于古印度和古埃及的莲花表现手法及象征含义通过佛教的传播就已被波斯人所熟知,但是,莲花作为具有审美功能的装饰元素的真正出发点却不是印度和埃及,而是中国。

在中国,具有佛教文化象征的莲花纹虽然在传入中国一开始主要作为佛教造像装饰的一部分而具有神圣、圣洁的宗教特征,但随着时间推移大约到两晋之后就实现了莲花宗教内涵的本土化,即莲花的宗教内涵逐渐与中国注重现世生活的“乐感文化”所渗透和主宰,进而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莲花文化。在宋代以后的历代文人士大夫眼中,由于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的自然秉性,人们赋予莲花以高洁正直的品格与气质,寄托了中国士大夫的人格理想。在中国民间,莲花及莲花的果实莲蓬逐渐拥有了生殖崇拜的含义,有着“多子多福”、“子嗣绵延”的吉祥寓意。也是从两晋之后,莲花在中国又多了一层“自性清净”的宗教意义。并且“由于佛教的盛行,莲花在装饰纹样上得以大量应用,成为时代纹样的主流。”隋唐已降,得益于繁荣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多元自由的艺术风气,莲花图案才实现了装饰性的艺术转化。唐朝时期的莲花纹样在形式上有了很大变化,由早期单一的莲花瓣形态发展成团花样式,尽显丰满、富贵之态。宋元时期,莲花逐渐失去了宗教意味,而更多地强调艺术效果。缠枝莲纹、莲池纹饰等多种形式在这一时期出现,表现风格趋于自然写实。总的来说,莲花纹饰在中国的发展趋势是寓意吉祥的装饰性日益凸显,表现形式更加多样,成为了中国装饰艺术史上最具视觉美感与文化内涵的纹样之一。随着十三世纪蒙古人对波斯的征服,源于中国的莲花纹饰附着在瓷器、纺织品、卷轴画等艺术品上传入波斯,自然、活泼的中国莲花形态不仅影响了波斯艺术装饰风格,而且还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二、 中国风格的莲花纹在波斯艺术中的应用

尽管波斯原生莲花纹饰以及古印度和古埃及的莲花纹在蒙古人统治波斯之前就已经在波斯的设计体系中建立起来,但忠实地吸收和借鉴中国原型的莲花装饰还是始自十三世纪后半叶蒙古征服以及前后近百年的统治,从此中国风格的莲花纹被广泛地应用在波斯建筑、绘画、金属器、纺织品等多种艺术门类中。

首先看中国风格的莲花纹在建筑艺术中的应用。中国风格的莲花纹在波斯建筑艺术中最突出表现是在瓷砖装饰(波斯语Kashi)上。位于塔赫特苏莱曼(Takht-i Sulayman)的阿巴哈汗(Abaqa Khan)宫殿的装饰瓷砖中就出现了莲花图案,这里所使用的莲花纹样不论是图案绘制还是整体布局与伊尔汗之前的莲花造型大不相同。莲花纹会出现在正方形、星形及十字形等不同形状的瓷砖中。在一块八角星形瓷砖中发现的莲花形象(图1)与中国莲花原型更为贴合。这里所采用的侧面表现手法更能凸显出莲花的自然形态,并且将丰满肥硕的莲叶、反向微翘的瓣尖表现地生动细腻,展现出层次分明的韵律感。除了优美的轮廓外,白色莲花与蓝色背景的配色方案有助于增强瓷砖的纯净感,在强化装饰效果的同时也能体现出莲花的佛教内涵。与这一瓷砖类似的是一块收藏在大英博物馆的十字及八角星形陶砖(图2),“尽管莲花母题以及金色与暗色底的对比都源自中国,描绘莲花的手法却有很大差异。”将这一陶砖与上述阿巴哈汗宫殿所贴敷的瓷砖进行对比,很容易发现这一陶砖上的莲花图案有着细而长的莲茎和小而尖的莲叶。这里所呈现的长茎和尖叶与中国艺术中所出现的缠枝莲纹的尖叶和莲池纹饰的圆叶皆不同,应该属于波斯本土创造或者另有来源。因此,这是一种混合型的莲花形式,意味着波斯艺术家或许只对中国莲花纹饰的花冠感兴趣,而忽视了莲茎和莲叶的形态。随着莲花在瓷砖设计中的流行,这一纹样在其他建筑构件中也越来越受欢迎。最典型的例子是在伊斯法罕聚礼清真寺发现的完者都汗壁龛顶部饰带上的一条莲花装饰带(图3),这条装饰带上的莲花仍然以侧面角度来呈现,莲叶舒展有致,饱满多姿。一朵侧莲被叶状形框架所环绕,并以此为单位进行二方连续重复排列而形成一条莲花装饰带。这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莲花装饰带作为一个整体与阿拉伯花饰交相辉映,共同装点着伊斯兰建筑。


               图1  阿巴哈宫殿瓷砖


 

                       2  陶砖


                     图3  完者都壁龛装饰带


接着来看中国风格的莲花纹在细密画中的应用。莲花纹在波斯细密画中有多种装饰图式,莲花起初为一个风景元素,后来又以“画中画”形式成为了细密画中人物服饰、家具、建筑物上的装饰元素。《动物的功用》是十世纪阿巴斯王朝时期在巴格达创作的一部科学著作,主要介绍鸟类、鱼、蛇及昆虫等动物的习性、特质、栖息地以及它们对人类的用处,到十三世纪晚期即伊尔汗时期在伊朗西北部的马拉盖被翻译成波斯语。这本书是最早受到中国艺术影响的波斯手稿之一,出现了大量的中国绘画元素。书中有一幅双鹰争斗图(图4),位于画面构图中心的是两只正在激烈对抗的鹰隼,周围添置云彩、山石、花草等自然元素。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两朵形态婀娜多姿的莲花,莲瓣肥硕饱满,碧叶卷曲,装饰风格清新俊逸。莲花瓣尖的指向与茎蔓的弯曲方向一致,似乎莲花正随风摇曳,增加了画面的韵律动势,呈现出自然美感,这显然是受到了中国画风的影响。在本土的细密画中,“几乎没有过渡色,色彩总是一刀切,没有次变递增或递减的过程,但在这幅画中,莲瓣和莲叶的色彩由外及内逐渐变淡,色调柔和,大气典雅,效仿了中国水墨画的敷色方法。虽然这幅画借鉴了中国莲花纹样以及设色技巧,但整体仍根植于伊朗绘画传统之上。除了将莲花图案用作风景元素外,莲花还经常被限定在画中的服装装饰和室内环境中。


            图4  双鹰争斗图 


最后来看中国风格的莲花纹在金属器、地毯设计等方面的应用。莲花图案应用在伊尔汗时期的金属制品中一般有两个艺术意图,一是丰富装饰背景,是作为狩猎或动物主题中的辅助元素,从而传达出不同的美学效果。完者都汗时期的一个烛台是现存最早的伊尔汗金属制品之一,装饰于烛台表面的莲花有着六瓣肥硕的莲瓣,刻画比同时代的莲花图案要更为细腻。在莲花的周围又蔓延和扩散出莲叶、花蕾等,极具浓郁的装饰效果。此外,莲花通常还会以更为精致的形式出现在伊尔汗金属器的狩猎或动物主题中,作为一种风景元素与其他的植物和花卉一同在图案背景中营造出自然而富有生气的氛围。波斯地毯作为伊朗一种实用性和观赏性高度结合的艺术品古已有之(如巴泽雷克冰墓中发现的波斯地毯),但直到11世纪到13世纪之后,波斯地毯的艺术设计风格在东方中国、蒙古和中亚装饰风格的影响下逐渐趋于成熟,其多样性、丰富性和程式化方面才逐渐确定下来。如地毯设计中最典型的图案之一“阿巴斯棕榈叶”,在纹样设计上明显仿效了中国的莲花图案,长有果实的藤蔓或卷须就如同莲花富于变化的花瓣曲线,将莲花枝叶、茎蔓及果实进行提炼和艺术加工,中国莲花纹样便演变成了波斯式的“阿巴斯棕榈叶”。莲花纹与阿巴斯棕榈叶相互缠绕,共同装饰在波斯地毯中心主要图案的边缘,或作为垂饰在主体空间展开。莲花纹样在波斯地毯艺术中不仅作为花卉地毯的装饰元素,同时也会出现在地毯人物形象的服饰装饰中。

除此之外,莲花图案还会出现在手稿的卷首画装饰和内页边饰中。在于1330年制作的《列王记》卷首页中,两朵莲花置于圆形框架内并分别处于左右两端(图5)。这里所描绘的莲花形态与早期出现在波斯建筑装饰中的莲花形态相似,都以侧面莲呈现,莲瓣饱满,富有层次,说明卷首页所描绘的中国式莲花纹饰仍然处于萌芽阶段,波斯艺术家只是对源于中国的莲花图案进行简单的复制,还没有形成对其进行改造的创新意识。在于1410—1411年制作的苏丹依斯干达文集中,莲花纹饰布满许多边饰(图6)。这里所描绘的莲花纹与上述单朵形态的莲花不同,是以波浪形骨架为茎蔓,茎上附着有莲花、莲叶以及其他花卉,茎蔓起伏宛转,变化自如,可能是中国缠枝莲纹的变体。莲叶呈扇形,几条垂直裂隙将莲叶又分割成若干个带有锯齿的小扇形,这种形状的莲叶与元代青花瓷盘中央瓣状开光内的莲叶相似(图7)。波斯艺术家又以这种莲叶的轮廓为基础创作出新的花型,“根据莲叶形状绘成的小花长在这株植物呈环状卷曲的茎上”。通过将这两本制作于不同时期的手稿进行对比,可以发现波斯艺术家对中国莲纹饰的认识、借鉴、创造能力都有所提升,他们不只是单单对中国原型进行机械式的临摹、复制,而是根据自身的审美习惯在中国原型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吸收和创新。


                       图5 《列王记》卷首莲花


             图6  莲花边饰


              7  元代青花瓷盘


三、莲花纹在波斯艺术中所呈现的特点

波斯艺术中的莲花纹样在十三世纪蒙古统治波斯后,得到了长足发展并且广泛运用于波斯建筑、细密画、金属器及地毯纺织等艺术中。中国式的莲花纹在波斯艺术中得到应用的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波斯艺术发展的诸多特点。

首先,莲花纹的历史复杂性促进了波斯艺术装饰思想的发展。在波斯艺术中,莲花纹饰的渊源流变问题较其他纹样要更为复杂。莲花纹的发展演变不仅受到波斯本民族古老宗教和文化传统的影响,还受到了古埃及、古印度以及中国莲花图案的影响。蒙古入侵之前,波斯莲花图案在古埃及和古印度莲花崇拜的影响下,重象征内涵,而轻艺术装饰,外形特征质朴无华甚至呆板、无生机。随着十三世纪蒙古人的征服,波斯地区的装饰风格因中国艺术风格的传入而发生变化。中国传统艺术以装饰性作为主要审美情趣,莲花从“内涵美”上升至“形态美”。中国莲花纹样的传入,打破了之前波斯莲花原有的风格化窠臼,而更加注重莲花的自然形态描绘,活泼生动,画风趋于世俗化。中国风格的莲花纹饰不仅促使了波斯莲花从高度风格化向自然主义倾向的转变,而且也促进了波斯装饰思想的发展。

其次,莲花纹在波斯艺术各门类中的广泛应用说明中国莲纹已被波斯艺术家所普遍接受。蒙古西征所带来的中国莲花图案首先运用在波斯建筑的瓷砖艺术中。从十四世纪早期开始,受到建筑装饰中莲花图案的启发,波斯艺术工匠逐渐将莲花图案开始运用于如细密画、纺织品及金属器等波斯的其他装饰物中。伊尔汗艺术中的中国风格莲花图案的跨媒介出现,一方面说明了艺术作坊中绘画图纸的使用促进了审美思想以及图案纹饰在艺术家和艺术领域间的传播和交流,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波斯艺术具有非凡的包容和同化能力,在秉承本民族审美情趣的基础上,接受、效法、融合了中国装饰纹样。

最后,波斯艺术对中国莲纹的吸收是一个从陌生、好奇到接触、融合再到创新、改造的过程。波斯艺术家对中国莲花纹饰的文化寓意并不熟悉,对莲花纹饰的民俗内涵也不了解,所以在中国莲花纹传入波斯之初,艺术家们对莲纹的接受处于萌芽阶段。他们只是单纯地借鉴了中国莲花纹饰的外形特征,而并没有对其进行创新性地改造。随着艺术家对中国莲纹认知的逐渐深入,他们开始大胆地在中国莲花原型的基础上加入本民族的装饰特色,或者根据自身的审美习惯对莲花纹进行改造、创新,从而形成了别创一格的混合型莲纹。波斯民族在承袭和接受外来艺术影响的同时,也会积极、主动地将带有异国情调的图案改造成符合本民族审美情趣和装饰环境的纹样。

 

结语

虽然源自于雅利安古老文化传统、波斯帝国自身宗教文化,以及外来的古印度和古埃及的莲花图案,作为宗教性符号早已为波斯人所认知,但莲花作为一种艺术性的装饰元素在波斯艺术中出现,则是受到了中国莲花装饰传统的影响。在波斯,中国风格的莲花图案首先出现在十三世纪七十年代的建筑艺术中,随后又进入到绘画、金属器、瓷器和地毯设计等艺术领域。中国式样的莲花图案在波斯艺术中被改造成波斯化的莲花纹饰,这不仅促进了波斯装饰艺术自身的发展,而且也充分体现了波斯艺术家对外来文化的高度自觉:立足民族传统,进而对外来文化积极吸收、改造和创新。莲花图案可能比其他任何中国风格的图案更能体现出蒙古时期东西方文化交流互鉴的历史图景和精神活力。


(作者岳晋艳,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王泽壮,安徽大学西亚北非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原文发表于《安徽文博》2019年第14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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