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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花瓷——中国与阿拉伯文化交流的结晶

2020-6-7 17:37| 发布者: admin| 查看: 269| 评论: 0

摘要: 青花瓷业发展过程中不断引进、吸收外来的技术和文化艺术。它的发展与繁荣,正是中国与伊斯兰教地区文化与经济交流的结晶。本文从青花瓷颜色、原料产地和纹饰造型三个方面探索了青花瓷业发展的伊斯兰因素。

摘要青花瓷业发展过程中不断引进、吸收外来的技术和文化艺术。它的发展与繁荣,正是中国与伊斯兰教地区文化与经济交流的结晶。本文从青花瓷颜色、原料产地和纹饰造型三个方面探索了青花瓷业发展的伊斯兰因素。

关键词青花瓷;中国;伊斯兰;文化交流



引言

青花瓷又称白地青花瓷器,英文名: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它是用含氧化矿为原料,在陶瓷坯体上描绘纹饰,再罩上一层透明釉,经高温还原焰一次烧成。料烧成后呈蓝色,具有着色力强、发色鲜艳、烧成率高、呈色稳定的特点。目前发现最早的青瓷标本是唐代的;成熟的青花瓷器出现在元代;明代青花成为瓷器的主流;清康熙时发展到了鼎峰。明清时期,还创烧了青花五彩、孔雀绿釉青花、豆青釉青花、青花红彩、黄地青花、哥釉青花等品种。

陶瓷是古代中国对世界文化的重要贡献之一,铺就了中国与海洋世界沟通的重要渠道——“陶瓷之路”,它是连接中世纪东西方两个世界的组带,同时又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中国古代陶瓷的对外交流始于汉晋六朝,发展于隋唐末元,鼎盛于明清时期,海洋交流区域逐步从东亚岛弧扩展到印度洋两岸、乃至大西洋两岸,瓷器成为古代世界“中国制造”的标志产品。青花瓷业发展过程中不断引进、吸收外来的技术和文化艺术。青花瓷的发展与繁荣,正是中国与伊斯兰教地区文化与经济交流的结晶。本文拟从青花瓷颜色、原料产地和纹饰造型三个方面探索青花瓷业发展的伊斯兰因素。

 

青花瓷的颜色

青花瓷主要有两种颜色(即蓝、白两色)。实际上,蓝、白两色并不是汉民族文化崇尚的颜色。青花瓷的色彩和釉下彩装饰技术与中国瓷器传统的单色调及刻画装饰差别很大。甚至可以说,青花瓷器的出现是与中国瓷器传统生产工艺的一次决裂。青花瓷器起初并不受欢迎,人们更喜好唐宋以来流行的单色瓷器。明人曹昭在成书于洪武二十年的《格古要论》中记述“古饶瓷”时说:“御土窑者,体薄而润最好。有素折腰样、毛口者体虽薄,色白且润,尤佳,其价低,于定(器)。元朝烧小足印花者,内有'枢府”字者高,新烧大者、足素者,欠润。有青色及五色花者,且俗甚矣。”曹昭的描述反映了当时士人对青花瓷的态度,很显然这种新品瓷器不受汉族士绅的欢迎,他们认为,带有“青色”和“五色花”的瓷器显得非常粗俗。同样《格古要论》对“大食窑”的评价是“以铜作身,用药烧成五色花者与拂郎嵌相似,尝见香炉花瓶合儿盏子之类,但可夫人闺阁中用,非士夫文房清玩也,又谓之国窑。“大食窑”作如是评价的士人想必不会对源自“大食密”技术的“景泰蓝”有更好的看法。因为,此类具有浓郁异域风格的器物不符合生长于农耕文化氛围中士绅们的审美习惯。《格古要论》中的观点是元末明初士绅们对青花瓷的代表性评价。但是这种评价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发生变化,到明代中期,人们已经会欣赏、喜爱青花瓷器,并对其给予较高评价了。明人张应文在《清秘藏》中赞誉宣德青花:“我朝宣庙窑器,质料细厚,隐隐桔皮纹起,冰裂鳝血纹者,几与官、汝窑敌。即暗花者、红花者、青花者,皆发古未有,为一代绝品。这种态度转化正是与日益繁荣的对外交流有很大关系”。

蓝、白两色是阿拉伯、伊斯兰教地区所崇尚的颜色。著名伊朗裔法籍学者阿里·玛扎海里说,蓝色是“波斯和波斯血统民族的皇家颜色。”因此,蓝色作为尊贵的颜色出现在伊斯兰地区的宗教场所、王宫和丧葬仪式上。伊斯兰地区各地清真寺的穹顶、门柱门楣以及外墙都不同程度地装佈着蓝色。此外,根据中国古代文献记载,西域各民族以及与之交往频繁的中亚、西亚各民族,他们对白色的认识与汉民族也存在差别,这些民族以白色为吉色”。经过长期尚蓝、尚白审美传统的积淀,蓝色和白色成为这些民族满足宗教、王权和风俗需要的色彩。这是中亚、伊斯兰和中东地区喜爱“青白瓷器”的主要原因。伊朗阿德比尔神庙收藏的明代青花瓷除了阿巴斯大王自己的收藏外,还有一些是萨菲王朝贵族和重臣的收藏,而且他们通常在青花瓷上钻刻自己的印记,这表明,在中世纪的伊斯兰地区,青花瓷是一种珍贵的财富

 

青花瓷的原料产地

青花瓷釉料中很重要的一个原料是青花钴料。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扬州出土的唐青花瓷枕进行了科学实验,得出“唐青花瓷着色元素为低铁、低锰、低铜的钴料,与国产高锰钴料明显不同。从其低锰的特点来看与景徳镇元青花瓷色料相近。”通过进一步的科学测试证实,样品用钴料是以低铁、低锰、低铜为特征,含硫,属硫钴矿,并通过与世界上的钻矿组成作比较,得出唐青花钴料并非取自中国本土,来源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商人从中亚或甘肃等地获得,经丝绸之路传入;另一种是在河北某地的钴硫化物矿与黄铜矿伴生矿区偶然获得。但无论如何,从其装饰特征、考古发现地、销售对象以及出现的时代背景诸因素综合分析,唐青花毫无疑问是在唐代与中近东等地的外来文明的密切碰撞中出现的。

自元代始,中国与西域世界文化交流的主要对象是阿拉伯——伊斯兰地区,这时丝绸已不再是对外交往中的主打物品,交流主题往往通过青花瓷来完成。由郑和下西洋开创的明初海陆朝贡贸易体系,更是将这种趋势进一步发展到极致,作为朝贡外交,赏赉中国瓷器乃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青花瓷大量输出伊斯兰地区,得到那里上至君王及达官贵族,下到一般平民百姓的喜爱,早期景德镇青花瓷器的主流装饰风格就是为适应这一市场而设计的。而青花瓷器的输出海外,又促进了中外青花原料与技术的交流。这一时期的青花瓷器生产无论产量还是质量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并且以其胎、釉的精细,青花的浓艳,造型的多样和纹饰的优美而负盛名,被称为是青花瓷器的“黄金时代”。中国青花瓷器,已牢固树立了在世界瓷器市场的霸主地位,并一次又一次地攀上了世界艺术殿堂的巅峰。

青花瓷器早期所用颜料大都是产于阿拉伯——伊斯兰地区。青花颜料是烧制青花瓷器的着色剂,不同的钴料,因呈色差异而直接影响青花瓷器的美学价值和艺术效果。元青花瓷器最初使用何种颜料,未见考证;直到元朝中期才出现了进口的“苏麻离青”料,并被广泛使用在青花瓷器工艺中,特别是专供皇室使用的官窑瓷器以及对外贸易的外销瓷器上。明代文献《窥天外乘》中记载:“我朝则专设于浮梁县之景德镇,永乐、宣德年间内府烧造迄今为贵,其时以鬃眼甜白为常,以苏麻离青为饰,以鲜红为宝。”由于元代实行对外开放,许多阿拉伯人将阿拉伯地区的宝石、香料等通过丝绸之路运到中国,然后又将中国的丝绸、瓷器等运到阿拉伯地区销售。当他们发现产于伊斯兰地区的“苏麻离青”料比青花瓷器的现用颜料更美观时,便将其带来中国试用。这一试便试出了中国青花瓷器的辉煌巅峰。“苏麻离青”在高温中烧成,发色深蓝苍翠,产生自然晕散的“料晕”,浓处有黑色结晶斑,闪烁着宝石光泽,色浓处深入胎骨,形成凝聚的结晶斑点,立体感非常强,用手抚摸,有凸凹不平之感。由于“苏麻离青”料所具有的不可模仿的得天独厚的特点,在元中期至明早期的官窑生产中广泛使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明朝的杰出航海家郑和,从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间7次“下西洋”,从阿拉伯国家带回了大量的“苏麻离青”料,被广泛使用在元代中后期及明代早中期的青花瓷器生产中,开创了我国青花瓷器的辉煌时代。

对景德镇元及明初官窑青花钴料来源的研究,最早始于英国,英国牛津大学博物馆考古实验室的学者在1956年提出景德镇所用青花钻料14世纪(元至明初)源于伊斯兰,15世纪初中国才发现钴矿。对于元青花,学术界的观点比较一致认为绝大多数精美的元青花大器是用进口钴料烧制的,虽然明代永乐、宣德青花瓷器使用的钴料有进口青料,国产青料,二者并用于同一件器物上三种情况,但使用最多的还是进口青料。《江西省大志・陶书》载:“回青纯则色散而不收,石青加多则色沉而不亮。每两加石青一钱,谓之上青。四六分加,谓之中青。中青用以设色,则笔路分明。上青用以混水,则颜色青亮。真青混在坯上,如灰色然。石青多则黑。”文献记载说明当时对于青料的配置和成色效果已经能很好的把握。元明时期,由于景徳镇青花瓷器的大量生产,中国陶瓷输出贸易较以往任何时候都显繁荣。显然,明代与中亚、西亚密切的海、陆朝贡贸易,构成了青花瓷器在广大伊斯兰地区完整的贸易圈,这一现象对双方陶瓷文化交流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青花钴料的输入正是通过朝贡贸易这一重要途径完成的。苏麻离青的引进成为中国陶瓷史划时代变化的重要因素。

 

青花瓷的纹饰造型

青花瓷器的图案纹饰大量吸收了阿拉伯地区的风格。元、明时期,青花瓷器的图案除山水、人物、花鸟等中国传统图案外,也有回纹和卷草纹等典型的阿拉伯纹饰。用伊斯兰文和阿拉伯文做装饰的青花瓷器,从元代中期开始,历经明永乐、宣德、成化、正徳等各朝,均有此类传世珍品。上海博物馆、台北故官博物院、日本及中东国家多有类似品种收藏,是我国元、明时期与伊斯兰国家经济、文化友好交往的珍贵见证。

伊斯兰文化“尊奉独一的真主安拉,反对偶像崇拜”,所以“在他们的清真寺中,几乎都是植物和几何图案,而没有人和动物的画像和雕像。但是阿拉伯的艺术家,匠心独具,他们利用阿拉伯字母和几何图案,把清真寺装饰得华美壮丽。”伊斯兰文化的图案装饰中采用的题材是植物花卉它常采取繁缛的缠枝图案,以柔美的曲线为主,有规律地展开蔓延状的花、果、叶、藤等植物图案,从而充满了旺盛的生命力和梦幻之美。他们的这种特征和审美取向同样体现在了乐、宣德时的青花瓷上。阿拉伯书法也是永宣青花瓷上的装饰题材之一,它通过点线的搭配和变化无穷的组合,布局跌宕起伏,具有流畅的韵律美。青花卧足碗、青花无挡尊和前面提到的青花折沿大盘等器物上均以阿拉伯文作为装饰,是这一时期富有代表性的作品。穆斯林向来比较重视天文学和数学,随着农业和航海发展的需要,其天文学更发达。数学又与天文学有着密切联系,因此阿拉伯的数学也发展到了较高水平。他们创立的几何形装饰体系显示出对数学抽象思维的喜好与理解。从青花瓷的造型到装饰,几何形的排列几乎无所不在。在图形方面常见的有八角星系列、变体图形、六角、五角、三角、棱形、圆形、八方、六方、棋盘格、工字等等

青花瓷器的器型大量吸收了伊斯兰风格。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青花花果纹执壶,形态新颖,造型精巧,阿拉伯人使用此种执壶洗手或浇花,我国穆斯林称此种执壶为“汤瓶壶”,并常作为清真食品的标志而印在清真牌上。山西省博物馆收藏的“天顺年大同马氏造”款青花阿拉伯文三足炉和北京故官博物院收藏的“天顺年”楷款的阿拉伯文三足炉,均为拉伯地区伊斯兰教专用的标准器型。北京故官博物院收藏的明乐青花阿拉伯文盘座,器身纹饰分3层,中间一层绘变形花瓣纹,上、下两层绘阿拉伯文及团形图案,是仿伊斯兰金属器制作的。再如土耳其托布卡博物馆收藏的元青花琛宝花卉纹花口大碗,其碗口径达40.5厘米。土耳其托布卡博物馆和伊朗阿迪比尔官收藏的元青花大盘,其直径最大至57厘米。据明马欢著《瀛洲胜览》中记载:“用盘盛满其饭,浇酥油汤汁,以手撮入口中而食。”由此可见此类大碗、大盘是为了适应与中亚、西亚地区穆斯林的饮食习惯而专门烧制的。

青花瓷器的出口大量销往阿拉伯伊斯兰地区。比如元青花,据考证,世界上现存大约300多件,在我国传世和出土的约100多件,当年流传到国外至今尚存的总共有200多件,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萨莱博物馆里就陈列着80件,伊朗德黑兰考古博物馆陈列着37件,土耳其托布卡博物馆和伊朗阿迪比尔宫也收藏了数十件。元青花现在我国存世中一般多为小件器物,而器型厚重高大、工艺考究的重器珍宝如大瓶、大罐、大碗、大盘等国内存世较少,而在中东、西亚及东非沿岸还有所存留。由此可见,元、明时期,中国与阿拉伯、伊斯兰地区经济、文化之间交流的程度之深、范围之广、次数之繁都已达到了高峰。

 

结语

综观用含色料绘制的高温釉下彩的青花瓷发展过程,在其高峰时期,从青花瓷颜色、原料产地和纹饰造型三个方面考察,显见了伊斯兰文化、工艺等因素对中国青花瓷业发展的影响;说明了青花瓷业发展过程中不断引进、吸收伊斯兰教地区的技术和文化艺术,青花瓷的发展与繁荣,与对外文化与经济交流有很大关系。元中期到明早期我国频繁的海外贸易交往,又极大地促进了我国青花瓷器的繁荣与发展。所以,对外技术、文化与经济的交流是我国陶瓷发展和创新的动力来源之一。

 

(本文作者周剑、张玮、郑乃章,原文收录于《陶瓷学报》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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