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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元代青花瓷走向成熟的特定历史条件

2020-8-15 22:23| 发布者: admin| 查看: 157| 评论: 0

摘要: 青花瓷作为中国首创的釉下彩瓷主要品种之一,肇始于唐代,宋代有所发展,但真正走向成熟并大放异彩还是从蒙古帝国以及元朝的建立开始。


摘要:青花瓷作为中国首创的釉下彩瓷主要品种之一,肇始于唐代,宋代有所发展,但真正走向成熟并大放异彩还是从蒙古帝国以及元朝的建立开始。青花瓷能在元代出现,并在蒙古统治下的欧亚大陆及周边一带的广泛传播,一方面与中国瓷器业整体发展水平有关,另一方面与蒙古帝国开创的政治大一统、对外经济活动频繁、多元文化交流碰撞的特定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关键词:蒙古帝国 元青花 伊斯兰文化 蒙古文化


青花瓷是用钴料在洁白的瓷胎上绘画,然后罩以透明釉烧制而成,白地与蓝花形成强烈色彩对比,给人以空谷幽兰、宁静邃远的视觉享受。然而,作为中国瓷器史上的一个主要品种,青花瓷从一开始就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并不完全是纯粹本土化的中国独创,无论是唐代巩义窑的青花瓷盘碗,还是宋代浙江的青花瓷出土残片;无论从颜料来源、器型特征和装饰风格来看,还是从这种瓷器的消费人群(外销域外)来看,都是如此。这是中外陶瓷史学界公认的结论。但只有到了蒙古帝国建立之后,青花瓷的生产才走向规模化,走向成熟,其跨文化属性更加显著,并在之后的明清五百多年的外销瓷中居于主流而不衰。换言之,青花瓷何以在有元一代形成规模化生产并成为中外瓷器交流的主要品种,与这一时期特殊的历史条件是分不开的。对于青花瓷在元代走向成熟的历史条件的研究,国内外均有成果发表。在国内,朱裕平的《元代青花瓷》一书从艺术欣赏鉴赏角度来介绍元青花的艺术特点及成就;张蒲生的《青花瓷器鉴定》探究了青花瓷的历史渊源并深入梳理青花瓷从唐代到明清的发展历程,但对元青花产生的特定时代条件的论述着墨寥寥。此外,近年出版的《中国陶瓷史》对元代青花瓷产生的历史条件进行了论述,特别强调蒙古帝国的政治统一对元青花瓷生产的影响。在国外学术界,英国古陶瓷研究专家哈里·加纳的《东方的青花瓷器》以元青花瓷器的绘画风格入手,对青花瓷的兴衰史进行梳理和总结;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芬雷所著《青花瓷的故事》从世界文明发展史角度论述了蒙古帝国时期频繁的文化交流对元青花生产的作用。本文主要在利用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最近出版的相关文献,深入、系统地考察元代青花瓷走向成熟的特定历史条件。  


蒙古帝国的政治统一为青花瓷大规模烧造提供契机


自1206年铁木真在斡难河称成吉思汗起,到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蒙古人在欧亚大陆建立了幅员辽阔的统一的蒙古帝国。蒙古帝国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东征西讨,先后消灭了50多个政权,欧亚大陆的东西两部完整地连成一体,人员、物品、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这一大框架下变得空前活跃。蒙古统治者深知穆斯林工匠技艺之精湛,重视利用穆斯林的特殊技能和知识以提高蒙古部族落后的生产力。据波斯史学家志费尼记载:“3万名来自撒马尔罕的穆斯林工匠分布在成吉思汗的汗帐和蒙古贵族周围,许多的工匠最终在蒙古或中国的北方定居下来。”元朝建立后与地处伊斯兰世界核心地带的伊儿汗国往来最为密切,在通往中亚和波斯的商路上,蒙古人建立了大大小小的驿站,并派军队把守,保证道理安全。作为元朝的附属国,伊儿汗国在境内亦仿制元朝建立驿站,“全国各主要道路上每三段(约18公里)置一站,每站备健马15匹。”交通线通的安全和便捷有力促进了两地之间的往来,同时也促进了两地之间制瓷工艺的交流。伊斯兰世界陶瓷制造业素有传统,以波斯萨珊瓷器制造业为基础的阿拉伯帝国(倭马亚王朝和阿巴斯王朝)瓷器在吸收东方中国和西方拜占庭帝国陶瓷工艺的基础上,到10世纪前后,又独创性地创烧了伊斯兰蓝彩陶器。在这里,尽管制作蓝彩陶器的颜料钴矿(氧化钴)在波斯、叙利亚等地极易获得,但因为缺少优质的胎土和整体的烧造技术,蓝彩陶未能进一步发展。相反,位于中国南方的景德镇在元代逐渐开始成为中国的制瓷中心,并能烧造出釉色明亮的卵白瓷和青白瓷两个优良品种。以此为基础,只要波斯地区所产的优质钴料能与景德镇成熟的制瓷工艺相结合,成熟的元青花出现便具备了现实可能性。青花瓷生产原料能够东移,并与中国先进的制瓷技术在中国南方小镇的相遇,从而实现了跨地域障碍而得以完美结合,这正是蒙古帝国政治大一统所提供的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元)卵白釉暗花梅瓶

高27.8厘米、口径2.4厘米,底径6.2厘米

现藏于南通博物苑


(元) 青白瓷刻莲纹玉壶春瓶

高27.9厘米、口径2.3厘米

现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广泛的商业贸易推动青花瓷的大规模烧造


历史上,游牧民族逐草而生,生产能力和效率低下,物质需求和满足充满了不稳定性,进而迫使游牧民族不得不向定居且发达的农耕社会寻求解决早在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之前,蒙古人就与周边的穆斯林人群存在频繁的物品交换。蒙古帝国建立后同样延续了这种经贸关系。根据志费尼的记载:首都哈拉和林的蒙古贵族和居民依赖从外运来的粮食、马、羊,每天都有500辆大车运往哈拉和林。由于中亚和西亚来华的道路被打通,大批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和突厥人来到元朝经商。这些外来的穆斯林不仅善于手工业制造,而且善于经商。元朝政府鼓励这些来华的穆斯林在中国定居,当时的甘州(今张掖)、肃州(今酒泉)、延安都有大批的穆斯林定居,他们或驻防或经商,成为欧亚大陆上最活跃的商业人群。


除了上述陆路贸易外,元朝还积极发展海路贸易。1279年灭掉南宋后,继承了南宋发达的海路贸易事业。“元朝时期的主要市舶港口有泉州、广州、庆元、澉浦四港,其中从庆元、澉浦出发的船舶主要为北上航线,向南则转运货物至泉州港。泉州和广州是元代地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在元朝的海外贸易中,穆斯林商人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从福州、泉州、杭州以及中国南方其他港口把中国的瓷器、丝绸和铜钱运往西方,然后带回宝石、犀牛角、药品、香料、地毯、胡椒、肉豆蔻和其他香料等。


青花瓷在景德镇出品后,不仅在陆路上零星流布,更多则是随着远航的帆船被销往世界各地。据汪大渊成书于至正九年(1349年)的《岛夷志略》记载:这一时期中国制造的瓷器远销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今天的泰国、越南、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伊朗和日本等国家。在此过程中,青花瓷生产和消费的对象化和区域性越来越明确。在埃及、土耳其、伊朗等伊斯兰教盛行的地区,现存的元青花大盘是为了满足伊斯兰民族围坐吃手抓饭的习惯而特意烧造的,这种器型在世界其他非穆斯林地区基本不见。青花的蓝宝石般色彩是中东主要民族波斯人、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所钟爱的颜色。相比之下,东南亚地区的居民由于消费水平和文化氛围的不同,这里发现的青花瓷大多以小件为主,青花呈色灰暗,远不及中东地区现存青花瓷鲜艳。

总之,元朝针对特定地区的特定消费群体而输出的青花瓷,由于能够满足市场需要,并借助发达的海外贸易而行销于广大的中东、东北非、南亚和东南亚一带,成为后世中国商品对外输出的大宗。入明之后,特别是随着西方航路的开辟,青花瓷源源不断运往世界各地,成为中国文化在全球化时代早期“走出去”的亮丽名片之一。


(元)青花双鱼纹荷叶盖罐

高36厘米,口径21厘米,底径20.5厘米

菲律宾地区出土


造瓷技术的积累使青花瓷走向成熟


景德镇的瓷器史可以远溯到汉朝,直到北宋宋真宗景德时期因这里制造的瓷器之精美而得名。景德镇名瓷辈出,但真正成就“瓷都”之称应该从元代景德镇生产的青花瓷开始。中国发达的制瓷技术经过漫长的历史积累,到元代得到了突破性的发展,成为青花瓷走向成熟的技术基础。


首先,制瓷重心的南迁景德镇。蒙古人的军事征服导致中国北方战乱不止进而导致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人口的迁移不仅为南方带去了丰富的劳动力,还使得南北方制瓷技术得以相互融合,加速了制瓷技术水平的提高。元朝在巩固统治之后,各地的制瓷中心开始逐渐恢复生产。1278年元朝在景德镇设立“浮梁瓷局”,开始督导景德镇生产政府日用瓷。此外,南迁的北方制瓷工匠为景德镇带来了北方的烧造技术,其中以磁州窑对元青花烧造影响最大。磁州窑瓷器是以配色方案、装饰主题和绘制技巧而闻名。在配色方案上,磁州窑主要采用黑白对比的方法,这与元青花的所采用的蓝花白地亦或者白地蓝花的配色手法如出一辙;在装饰方案上,磁州窑把传统的书画艺术与制瓷工艺结合在一起,元青花中具有故事情节的产品深受磁州窑同类产品的影响;另外磁州窑在装饰技法上,从传统的剔、刻、划、印、雕塑等转向毛笔笔绘的装饰手法,这种装饰瓷器的方法成为元青花主流的装饰技法。


其次,制瓷技术本身获得突破性的提高。在原料选用上,为了降低瓷器在烧造过程中因高温产生的变形,提高瓷器的烧成率,景德镇的陶工们创造性地对瓷胎采取了“瓷石+高岭土”的二元配方,使瓷胎中的三氧化二铝的比重提高,不仅有效地提高窑堂温度(达到1200多度,也大大提高了大器器型的稳定性。在装饰工序上,陶工们对钴料在高温下呈色的运用也更加得心应手。元青花中有一大批绘有飞禽瑞兽、花卉莲池、人物故事等构图严密、笔法工整、绘画水平高超的纹饰,这些瓷器纹饰的绘制需要深厚的美术功底,普通的窑工在未受专业的绘画训练下很难独立完成,因此,元青花中精美纹饰的绘制可能与当时受过绘画训练的士人有关。元廷始终轻视儒生,多年停办科举并禁用汉人为官,大批士子出仕无门,为赚生计被迫来到景德镇参与青花瓷的烧造,这是青花瓷纹饰绘制技法高超的直接原因。

(元)磁州窑白地黑彩绘划云雁纹罐

高38厘米、口径18厘米,底径19.4厘米

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最后,景德镇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景德镇地处湖泊众多的江西省,昌江、西河、南河等主要支流都流经景德镇,水运系统发达。入元以后,随着“瓷都”地位的确立,景德镇的水上运输事业迎来了新一轮的发展高峰,运往大都的瓷器由昌江进入鄱阳湖,向北进入长江……运往大都,从大都出发,经过亦集乃、别失八里、撒马尔罕等地,直抵至波斯的内布沙尔。这种便捷的水运方式较之陆路运输而言,大大节省了时间和成本。此外,景德镇唾手可得的制瓷原材料是元青花大规模出现的地理条件之一。在青花瓷的烧造过程中,瓷石是制作瓷器的最主要的原料,景德镇拥有众多天然优质的瓷石矿;制作元青花的是一种名为“麻仓土”的特殊高岭土,用麻仓土烧造出来的元青花器身如银似雪、胎底光滑似玉,而麻仓土唯景德镇所独有。景德镇境内及周边一带拥有丰富的丘陵森林植被,为烧瓷提供了充足的燃料,这是另一个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总之,景德镇通达的水运系统、丰富的制瓷原料以及周边森林资源为青花瓷在景德镇的大规模烧造提供坚实的物质条件。


麻仓土烧造的青花瓷器胎底(局部)



空前频繁的文化交流促进元青花艺术风格的稳定


蒙古帝国的征服和统一使安史之乱之后中断时间达500余年的陆上丝绸之路再度复兴,为伊斯兰文化和汉文化的频繁交流提供了广阔而有利的文化舞台。


从审美心理上看,蒙古人信仰多元,属于萨满教系统,但上天信仰即“腾格里”(蒙古语Tenger Etseg,意为“蓝色天空”)信仰最为普遍,浩渺深邃的天空蓝色和白色给人带来了安静与祥和。与这种上天信仰相联系的是,蒙古人“尚白”的审美趣味反映在蒙古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而身处伊斯兰世界的波斯民族和阿拉伯民族亦对蓝色拥有近乎宗教意义上的审美偏爱。著名的伊朗裔法籍学者阿里·马扎海里说“蓝色是波斯和波斯血统民族的皇家血液”。蓝色作为尊贵的颜色大量出现在伊斯兰地区的清真寺上:伊朗大不里士的加布多清真寺(Gabdo Mosque)、土耳其的蓝色清真寺等都是以蓝色为主色调。自13世纪中叶开始,地处伊斯兰世界的伊儿汗国与元朝之间的人员来往更加密切、文化交流更加频繁,尤其是因为出仕元朝的地方军政官员或专门服务蒙古统治者的职业商人阶层斡脱多由穆斯林充任,因此,青花瓷从器形、装饰、用途、消费,几乎每个环节都与穆斯林和伊斯兰文化存在联系,这决不是偶然现象。





青花孔雀牡丹纹四系扁壶

高39.5厘米

现藏于伊朗国家博物馆



从装饰元素来看,多元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造就了元青花装饰艺术趋于成熟。在伊斯兰文化中,从“反对偶像崇拜”中派生的审美原则即反对任何形式的具象描摹,因而其装饰图案大多是高度几何线条化的植物藤蔓(即“阿拉伯式纹饰”)和几何图案本身,曲线柔美、繁密。蒙古人在中东建立伊儿汗国之后,伊斯兰世界借鉴中国制瓷的方向发生了转变,即从早期借鉴瓷器的器型转向借鉴瓷器风格和纹饰。蒙古文化、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和汉文化之间交流融合最活跃、最有成就的具体体现就是青花瓷。元青花的主题纹饰既有中国传统题材除山水、人物、花鸟等外,亦有回纹和卷草纹等伊斯兰地区传统纹饰,用阿拉伯字母来装饰青花瓷的做法从元中期开始源源不断,直至明正德年间还形成了一个小小的高潮。

(元)青花缠枝牡丹纹梅瓶

除盖高38.5厘米

现藏于香港天民楼


元代多民族共存的生活方式影响了元青花器型的多样化。元代青花瓷的器型除传承自前代外,亦与蒙古民族和西亚民族的生活方式和习俗有直接关系。一方面,蒙古人性格豪放,并不喜欢玲珑精致的单色瓷,而对色彩对比强烈、胎体厚重的青花瓷情有独钟;另一方面,即使入主中原的蒙古人仍然保持着草原民族的季节性流动生活传统,这种传统的习俗便要求瓷器必须便于携带。现存的元青花中,八棱葫芦瓶、执壶、梅瓶、带穿肩的扁壶都是为了满足这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而制作的,而青花大盘的出现更是中东穆斯林民族饮食文化的产物。


(元)青花缠枝牡丹纹罐

高28.4厘米 口径21.2厘米 足径20厘米

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结语

青花瓷从8世纪唐代巩县窑发端到宋代浙江地区的局部出现,再到13世纪蒙古帝国的建立才逐渐走向成熟,这与蒙古帝国在欧亚大陆的政治统一、海陆两路对外贸易的繁荣、中国制瓷技术本身的积累以及多元文化之间的密切交流和互动等一系列特定的历史条件是分不开的。蒙古帝国政治版图下发达的交通系统,不仅使东西方的物品、人员的频繁往来成为可能,而且为各民族文化、艺术和风俗之间的互学互鉴、融汇创新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青花瓷在唐代诞生到元代趋于成熟,正是欧亚大陆东西文明交往历时发展的自然结果,生动地体现了青花瓷的早期世界历史属性。青花瓷既是历史发展的物质产品,更是世界多元文化彼此交流的文化结晶,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波斯文化、蒙古文化以及汉文化彼此完美结合在一起。正是因为青花瓷具有这种强烈的跨文化属性,才能成为世界人民普遍喜爱的世界产品。


一言蔽之,元代青花瓷的出现既是元代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也是世界历史逐渐发展的产物,更是蒙古帝国境内各种文化之间频繁交流的直接产物。


(作者曾涛,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世界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王泽壮,安徽大学西亚北非研究中心教授。本文转载于《艺术博物馆》。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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