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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萨法维时期古拉姆精英阶层对艺术事业的赞助

2021-7-28 11:55| 发布者: admin| 查看: 453| 评论: 0

摘要: 古拉姆精英阶层除了在中央和地方忠实履行军政职责外,也作为艺术生产的组织者和执行者对这一时期文化艺术上的繁荣也作出了特殊贡献,在书籍装饰、建筑和陶瓷等艺术领域尤显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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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萨法维时期不仅是伊朗历史上国力强盛,政治统一,经济繁荣的鼎盛时期,也是伊朗伊斯兰艺术发展的巅峰时期。从推动艺术发展的主体因素来看,萨法维时期艺术事业的繁荣不仅得益于统治者的审美偏好和赞助态度,更与这一时期新兴的古拉姆精英阶层对艺术事业的热衷和赞助行为直接相关。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古拉姆在伊斯兰世界历史悠久,但对伊朗来说,直到萨法维时期,尤其是阿巴斯一世统治期间才真正被吸纳和融入到国家治理体系之中。出于强化与统治者的情感纽带、表现对国家的忠诚、显示自身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以及提升经济收益等内在动机,古拉姆精英阶层除了在中央和地方忠实履行军政职责外,也作为艺术生产的组织者和执行者对这一时期文化艺术上的繁荣也作出了特殊贡献,在书籍装饰、建筑和陶瓷等艺术领域尤显突出。

关键词:伊朗艺术;萨法维王朝;古拉姆精英阶层

萨法维王朝(1501-1736 年)是继阿契美尼德王朝和萨珊王朝之后第三个以波斯民族和和波斯文化为主体的王朝,也是伊朗中古史上最强大、最兴盛的伊斯兰王朝。在伊斯玛仪一世(1501-1524 年)和塔赫马斯普一世(1524-1576 年)两位君主统治期间,萨法维王朝的综合国力开始振兴,至阿巴斯一世(1587-1629 年)统治时期臻于顶峰。萨法维王朝的政治影响力和经济实力在伊斯兰世界乃至整个欧亚大陆声名显赫,在文化艺术领域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一时期的绘画、书法、织物、金属器、陶瓷和建筑艺术等对伊朗乃至整个伊斯兰艺术史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国际艺术史学界对这一时期各类艺术研究都给予了高度重视,已出版了相当多深入、系统的成果;相比之下,国内学界关于萨法维时期艺术发展的动力、风格、成就和影响等相关研究几近空白。国际学术界的研究可大致归为两类:一类是萨法维王朝断代史和萨法维帝王传记中对艺术生产及成就的概括性介绍和论述,另一类是对萨法维时期的不同艺术形式进行专门论述。

根据笔者对萨法维艺术史的了解,上述两类的研究成果多数由英、美、法、加等国的艺术博物馆学者完成,其多将这一时期的艺术成就归结于最高统治者的个人偏好和赞助以及艺术工匠的技艺进步,而对作为艺术生产的具体组织者、执行者的古拉姆阶层的贡献似乎未予足够重视。本文将在全面梳理和综合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古拉姆阶层在伊朗的兴起、赞助艺术事业的动机及成就予以简要论述,以期抛砖引玉并就教于方家。


“古拉姆”的内涵及其在萨法维王朝的兴起

“古拉姆”为 Ghulam 一词音译,源自突厥语,意为奴隶、奴仆,是中古时期伊斯兰社会中的一个特殊阶层,在民族构成上主要为希腊人、斯拉夫人、土耳其人、高加索人(主要包括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和阿塞拜疆人)、印度人和非洲人等。一般来说,“奴隶”一词总是与上古时期的奴隶社会中毫无人身自由的、可买卖的“会说话的动物”联系在一起。在现代西方语境中,其又往往与殖民地中被强制劳动的劳动者的形象联系在一起,但在伊斯兰语境中,“奴隶”一词在内涵上与西方存在非常大的区别。奴隶制在伊斯兰教诞生前同样普遍存在于阿拉伯半岛以及半岛之外的其他中东地区,但自伊斯兰教诞生后,其内涵发生了语义上的变化。穆罕默德率先打破传统,恢复了家奴赛义德·伊本·哈里塔的人身自由,并将其收为养子,伊斯兰教创始人的这一人性化垂范行为使伊斯兰社会的奴隶处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更重要的是,伊斯兰教以宗教认同来区别社会属性,如果奴隶改宗成为穆斯林,则成为社会乌玛(Ummah)中平等的一员。穆斯林身份的确立意味着其不再是过去那种卑贱的奴仆,而与主人一样享有平等的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中,这种宗教上的平等地位能使得奴隶享受到平等的照顾,接受平等的教育,他们允许结婚,甚至还可以赎买自己以获自由身份或是更换主人等。总之,伊斯兰教“四海皆兄弟”的基本教义淡化和模糊了伊斯兰社会的阶层差别,从而使“奴隶”一词带有浓厚的伊斯兰色彩。

进入倭马亚时期后,社会生活中的奴隶阶层基本消失,非生产性活动如歌舞表演等娱乐活动成为蓄养奴隶的主要目的,并且主要集中在哈里发宫廷、将相权贵府邸等私人化奢华场所。到阿巴斯王朝后期,大规模军事征伐带来的大量中亚突厥人——尤其是男性幼童被带到阿巴斯宫廷供养。他们改信伊斯兰教,并被灌输对哈里发绝对忠诚的理念,宫廷中的各种军事训练以及文化学习也为他们日后成为军事将领或行政官员打下了基础。这就是伊斯兰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奴隶阶层“马穆鲁克”。阿巴斯王朝灭亡后,许多伊斯兰王朝仍然沿袭了军事奴隶制度,埃及的马穆路克王朝就是代表。他们具备极高的军事素养,作战勇猛,甚至成功抵挡了蒙古人的西征。如果没有军事奴隶的存在,西方与伊斯兰世界的边界将在外部侵略之下轰然倒塌,不论这种侵略来自蒙古人还是来自欧洲十字军。随着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兴起,由军事奴隶构成的禁卫军“加尼沙里军团”(Janissary,又被称作“苏丹亲兵”或“土耳其新军”)成为王朝政治统治和军事扩张的主要支柱。纵观伊斯兰世界发展史,军事奴隶阶层对伊斯兰王朝兴衰造成直接影响的主要有阿巴斯王朝、马穆鲁克王朝、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萨法维王朝,其中又以萨法维王朝最具代表性。

萨法维王朝起源于蒙古人统治时期一个有库尔德血统的苏菲教团,即萨菲·丁创立的萨法维教团,1502 年,其六世孙伊斯玛仪一世推翻了白羊王朝的统治,加冕为王(pedashah 或 shahanshah),在大不里士建立起这个统一的什叶派王朝。在萨法维王朝建立、扩张和巩固的过程中,土库曼人乌斯塔吉鲁、沙姆鲁等七大部落无论在军事上还是行政上都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些部落的首领和战士被称为基齐勒巴什(Qizilbash),意为“红头军”,他们头带红帽,帽檐以十二褶皱象征着阿里之后的什叶派十二个伊玛目。基齐勒巴什跟随伊斯玛仪一世南征北战,开拓疆土,深得国王赏识,但这些位权欲膨胀的部落首领也逐渐成为威胁国王权威的潜在因素。伊斯玛仪一世去世后,这些部落首领在宫廷内外争权夺利,互相倾轧,甚至导致了 1524-1536 年和 1576-1590 年两次大规模内战,使整个王朝秩序濒临崩溃。1524 年,塔赫马斯普一世即位后,为了削弱部落首领对王权的威胁便着手重新培植新的势力,即在军事和行政系统中建立一个全新的、庞大的古拉姆阶层。1540-1555 年间,他对高加索地区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征伐,约 3 万名基督教徒被带往大不里士宫廷,古拉姆制度初具雏形。这些被征服的外族古拉姆中,有的年轻妇女被纳入后宫,为塔赫马斯普一世生儿育女,甚至还参与宫廷政治;有的年轻男性改宗为穆斯林,并在宫廷中接受严格的军事和文化训练,为其日后走出宫廷、充任各级军政岗位储备了充分的知识和经验。

古拉姆阶层真正、全面的兴起乃是始于阿巴斯一世统治时期。阿巴斯一世年幼时就对部落首领在宫廷内外的骄横表现非常反感,查尔迪兰战役(1514 年)中装备先进火器的奥斯曼军队彻底打败萨法维骑兵、洗劫大不里士等事件,让他对基齐勒巴什骑兵的落后和无能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更重要的是,阿巴斯一世能够登上王位本身也与母系所属的部落支持有直接关系。这一切都让阿巴斯一世感到一种实际的威胁。

为了消除这种隐患,阿巴斯一世即位后从两方面采取措施,其一,改组军队,建立常备军。他一方面把原有的部落军队由6—8 万人裁为 3 万人,另一方面新组建了一支由古拉姆组成的规模约1万—1.5万人的常备军,包括火枪手、骑兵、炮兵和王室卫队等兵种,并装备欧洲当时最先进的火绳枪。其军饷直接由国王用王室地产(khassa)的收入支付,因而绝对效忠于国王。这支装备精良的忠诚军队既是王权的象征,也是国王打击基齐勒巴什势力最重要的工具。1600年后,担任最高统帅(Qollar-aghasi)的格鲁吉亚裔古拉姆阿拉·万迪·汗(Allah Virdi Khan)在阿巴斯一世的支持下,聘请当时旅居伊朗的英国人罗伯特·雪莱兄弟协助练兵,并将兵力又扩充至约 2.5 万人。与此同时,阿巴斯一世也进一步扩大了古拉姆的规模。他先后从高加索地区俘获至少37千名格鲁吉亚族、亚美尼亚族和切尔克斯族的青壮年古拉姆,安排这些年轻的古拉姆改宗后在宫廷中服务,并令其掌管宫廷大小事务,有意加以历练。到阿巴斯二世统治时期(1642-1666 年)和苏莱曼一世(萨菲二世)统治时期(1666-1694 年),古拉姆军队数量一直维持在 15 千到 1 8 千人左右的规模。从阿巴斯一世到苏莱曼一世统治的近 100 年中,整个萨法维帝国从未发生大规模的政治动荡,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古拉姆军队对王朝稳定的支柱作用。其二,重用古拉姆并将其充实到中央与地方的各级行政岗位。阿巴斯一世继位后,首先从宫廷以及自己的贴身侍从中遴选一批忠诚而有才能的古拉姆充实到各级行政部门,或被委以重任,最高可至地方总督。阿拉·万迪·汗即为一例,他 11 岁时被塔赫马斯普一世收养至宫中,阿巴斯一世年幼时作为王储驻守赫拉特期间与之建立了亲密关系。阿巴斯一世于 1587 年继位后不久,阿拉·万迪·汗即获得重用,被任命为当时最富庶的南方省份法尔斯省总督,随即又出任国家军队最高统帅,从而打破了萨法维王朝自建立以来地方军政大权由土库曼部落首领垄断的局面。在阿巴斯一世及其继任者萨菲一世、阿巴斯二世统治期间,类似获得重用的古拉姆还有卡拉恰卡伊·汗(Qarachaqay Khan)、甘吉·阿里·汗(Ganj Ali Khan)和撒鲁·塔奇(Saru Taqi)等。

随着时间的推移,古拉姆阶层在萨法维国家行政体系中的权力和地位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国家生活中真正的精英阶层,尤其在 16 世纪末到 17 世纪初,古拉姆不论在中央还是地方都官居要职,地位显赫,真正实现了“精英化”。在中央层面,从国王之下最高级别的朝臣大维齐尔到掌管整个国家军队的最高统帅一职都曾由古拉姆长期担任。对国王最忠诚、综合素养最高的古拉姆进入国家的核心决策层,与国王直接就国家重大政策进行商定,对这类政策的出台与执行施以极大的影响力。他们可以在王宫周边地区修建豪华的住宅,并成为国王对外作战、狩猎、宴请宾客时的贴身扈从,这种场景在现存的萨法维时期绘画作品中也多有表现。此外,曾为王朝做出突出贡献的古拉姆精英如阿拉·万迪·汗和卡拉恰卡伊·汗等人,甚至享有死后安葬在伊玛目圣陵区的哀荣。在地方上,阿巴斯一世在位末期,萨法维帝国的14个主要省份中有8个省份的总督由古拉姆担任;至阿巴斯二世当政期间,全国 37 个省区中由古拉姆出任总督的省区多达23-25个。克尔曼、设拉子、呼罗珊、马赞德兰、阿塞拜疆、霍尔木兹等经济发达、战略地位重要的省份几乎都由古拉姆主政。

应该说,正是由于古拉姆作为新兴精英阶层的全面崛起,才为他们热衷和赞助文化艺术事业的实际行为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萨法维时期古拉姆阶层赞助艺术事业的动机

萨法维时期贵族、精英阶层众多,从皇室贵胄,到早期的部落首领(基齐勒巴什部落势力)和后期的古拉姆阶层,再到掌管宗教事务的乌里玛,都在不同层面和不同程度上对整个王朝的统治起到过各自的作用,在 200 余年的萨法维王朝史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然而对于萨法维王朝艺术事业的发展而言,贡献最大的还属古拉姆阶层。究其动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艺术的赞助能够彰显古拉姆对国王的忠诚,巩固彼此的情感纽带。与传统的主仆关系不同,萨法维时期古拉姆并非简单的、只会当差跑腿的奴仆,而是可以作为王室的一员享受国王恩赐的各种优渥待遇,甚至在宫廷中担任各种要职,其职能包括贴身护卫、财政税收、领兵打仗、救灾赈济、兴修水利等。优待的回报是古拉姆必须对国王绝对忠诚,并在行动上完全听命于国王一人,国王的喜好便是古拉姆的行动方向。萨法维王朝的数位统治者如塔赫马斯普一世、阿巴斯一世和阿巴斯二世等都是狂热的艺术爱好者和赞助人,因此,对古拉姆来说,赞助艺术事业就是一种直截了当的,同时也是堂皇的迎合行为,以此可以有效巩固与君主的感情。卡拉恰卡伊·汗本是一位亚美尼亚裔古拉姆,据说他因在艺术上的天赋被派往王室作坊(karkhaneh),代表阿巴斯一世本人负责监工督造。他本人还是一位有名的瓷器鉴藏家,不仅对宫廷作坊烧制的宫廷用瓷严加把关,而且还对来自中国的瓷器都有研究。最能让他留名青史的行为是,为了表达对阿巴斯一世的忠诚以及对中国瓷器的鉴赏能力,他紧随阿巴斯一世,向阿尔达比勒的萨法维家族祖庙捐赠了约 100 件自己收藏的中国精品瓷器。1611年这一年,阿巴斯一世为了彰显王朝世系的显赫和尊贵,对祖庙进行修缮扩大,并将宫廷中自用的 1100多件瓷器捐赠给萨法维祖庙,这些瓷器主要由中国和日本制造,中国瓷器包括宋、元、明各代的青瓷、白瓷和青花瓷等精品,其中的元代青花瓷尤为珍贵,是藏身海外的中国传世元青花瓷中的罕见珍品。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捐赠给祖庙的中国瓷器中,大多数刻有“卡拉恰卡伊·汗”字样的铭文,表明这些瓷器在捐赠前经过其本人的鉴定把关后才能够正式入藏。卡拉恰卡伊·汗捐赠瓷器和铭名的行为不仅能够说明他得到国王的重视和信任,也能透视这位位高权重的古拉姆对国王的一片忠心。

其次,赞助艺术事业有助于增强古拉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参与度,提升其社会地位。据萨法维时期的历史学家沙拉夫·汗·比特里希(Sharaf Khan Bitlisi)的记载,古拉姆除了通晓宗教教义、自然科学知识以及马术、马球、箭术等体育项目,在礼仪、人文知识和艺术上也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这对其审美取向的形成与艺术品位的提高至关重要。作为萨法维时期新的精英阶层,古拉姆为了强化自身的重要性,自然极力在国家生活的各个层面展示其影响力。稳定的政治秩序与开放包容的社会氛围催生了艺术的发展;反过来,艺术领域上取得的成就又对国家软实力起到有力的塑造作用,一方面能够展现统治者的文治武功,另一方面可以提升萨法维王朝对周边政权的影响力。因此,对古拉姆阶层来说,赞助艺术属于一举多得的行为,既能视为履行自己的职责,也可以提升自身在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的参与程度。另外,虽然以阿巴斯一世为代表的萨法维君主对艺术事业表现出强烈的热衷,但其视线所及之处往往仅限于选址、布局以及审阅图纸等工作,对于项目具体实施过程中的各种细节无法一一把关,这一任务便落在古拉姆的身上。他们对整个项目的预算、施工、选材、工匠的技艺、工作进度等都要进行全面的监管,这一过程要耗费大量的精力甚至财力。古拉姆对于艺术工程的贡献也往往会得到国王的认可,其姓名甚至能够与国王的名字一同出现在建筑的铭文之上,宫廷内务总管古拉姆穆希卜·阿里·贝格·拉拉(Muhibb Ali Beg Lala)主持修建的伊玛目清真寺(Imam Mosque,又称国王清真寺)的入口处就刻有这位工程负责人的姓名。身为萨菲一世和阿巴斯二世统治时期大维齐尔(Grand Vizier)的撒鲁·塔奇还曾在伊斯法罕修建以自己命名的撒鲁·塔奇清真寺(Saru Taqi Mosque),入口处由书法家穆罕默德·礼萨·埃玛米(Mohammad Reza Emami)题写的铭文不仅包括国王阿巴斯二世的名字和清真寺的建造时间,还包括主要赞助人撒鲁·塔奇的名字与官职,以及颂词“埃米尔之主,贫困者之仆”(makhdum al-umara va khadim al-fuqara)。这种建筑物永久题名的方式对古拉姆来说是一种至高无上的礼遇。

最后,艺术的繁荣可以为国家与古拉姆个人创造收入。萨法维时期古拉姆的收入由王室直接支付,因此其经济来源与王室的收入直接相关,而王室收入主要来自于王室地产的税收所得。阿巴斯一世统治时期,国内几个经济发达的省份都完成了从国有地产(mamalik)到王室地产的转变,每个省份都有一名位高权重的古拉姆担任总督,这一改革措施使萨法维王室以及古拉姆的经济收入都得到了大幅度的增长。萨法维时期,伊朗是欧洲生丝市场的主要进口来源国,生丝及相关制品是伊朗出口换取贵金属货币的主要商品。阿巴斯一世即位后,下令由王室垄断全国的生丝生产与贸易,其利润全部归王室所有。经济利益的相关性使古拉姆群体也对生丝的生产和出口问题格外重视,以穆希卜·阿里·贝格·拉拉为代表的古拉姆等人直接负责这一国家垄断行为的组织和实施。另外,古拉姆重视与亚美尼亚商人的合作。这些亚美尼亚人 1604 年被阿巴斯一世强行迁移到伊斯法罕,出色的经商才能使他们得到国王的信赖。古拉姆与亚美尼亚商人在生丝的生产、销售和出口上开展了频繁的合作,以保证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宫廷,用以支付宫廷官员的薪水以及资助王室的建筑项目。提高生丝制品的艺术价值尤其是迎合欧洲人的审美品位,能有效提升萨法维丝织品的国际影响力,促进丝织品的出口量。在这一动机的驱使下,萨法维时期的编织艺术得到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由王室作坊和私人工匠编织的各种地毯。它们不仅是欧洲宫廷和教堂的必需品,也成为欧洲上流社会争相购藏的艺术品,为王室以及古拉姆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外来收入。阿巴斯一世和古拉姆利用亚美尼亚人的经商能力,与西班牙、英、法、荷等欧洲国家的贸易公司签订生丝和地毯供货协议,如 1602 年,波兰国王西吉斯蒙德三世(Sigismund III)从萨法维帝国进口的“波兰地毯”(Polonaise),棉经丝纬,整个图案以真丝、金银线、波斯花卉环绕波兰的皇家纹章,精美绝伦。当时仅这种图案设计的地毯就向欧洲出口了 300 多块。此外,这一时期的金属器(金银铜)也深受欧洲市场欢迎,成为萨法维王朝出口创收的主要艺术品种之一。

总之,古拉姆阶层赞助艺术事业的动机源自多方面的考虑。古拉姆在宫廷中接受了良好的文化教育,艺术鉴赏能力的培养和提高是古拉姆阶层能够进行艺术赞助的必要前提。精英化的古拉姆阶层赞助艺术的行为既是履行自己的职责,也是对国王热衷艺术的实际迎合行为。此外,发展文化艺术事业对古拉姆来说也是展示其社会地位的适当方式。再者,古拉姆可以通过艺术品出口增加王朝收入,丰盈个人资产。一句话,表现对统治者的忠诚、提升自身社会地位以及增加经济收益是古拉姆精英阶层赞助艺术的三个主要动机。


古拉姆阶层赞助艺术事业的若干实例

在迎合统治者心理、显示和提升自身社会地位以及增加经济收入等动机的驱使下,古拉姆阶层对萨法维时期的艺术事业进行了多种形式的赞助。这里主要以阿拉·万迪·汗、卡拉恰卡伊·汗、甘吉·阿里·汗和撒鲁·塔奇四位有代表性的古拉姆的事迹为例来说明。

首先,古拉姆阶层对波斯书籍装饰艺术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和赞助。萨法维时期,文学抄本的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峰。带有插图的文学抄本多由王室作坊制作,而王室作坊的主管纳齐尔(Nazir-i Buyutat)一职从萨菲一世统治时期到阿巴斯二世统治末期(1629-1661年)都由古拉姆垄断,如扎曼·贝格(Zaman Bek)、侯赛因·贝格(Husayn Bek)、穆罕默德·阿里·贝格·伊斯法罕尼 (Muhammad Ali Bek Isfahani)、穆罕默德·贝格(Muhammad Bek)等。纳齐尔需要对艺术家的酬劳、产品的质量以及相关税款进行全面的监管,这种监管覆盖了整个制作过程。另外,有的古拉姆本身就是杰出的艺术家,如格鲁吉亚裔古拉姆希亚瓦什·贝格(Siyavush Beg)。希亚瓦什于 1544 年塔赫马斯普一世攻占格鲁吉亚时被俘虏带往大不里士,他杰出的艺术天分使得塔赫马斯普一世将其安排进入皇家图书馆。在宫廷艺术家穆扎法尔·阿里(Muzaffar Ali)的指导下,希亚瓦什被培养为一位技艺精湛的画家并成为波斯传统画法的集大成者。塔赫马斯普一世去世后,希亚瓦什依然享受着王室的资助,在 1576-77 年间,参与了伊斯玛仪二世主持的《列王纪》抄本的制作。在阿巴斯一世时期,他受其资助完成了两幅带有签名的单幅画作,并自称为“神圣皇帝的奴隶”(Ghulam-i Shah Vilayat),以表现自身的地位以及对国王的忠诚。

文学经典抄本可以算是作坊中最为贵重的艺术品之一,古拉姆在抄本的插画绘制和书籍装潢上投入了大量心血。撒鲁·塔奇不仅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掌权者,也是著名的书籍艺术赞助人。他曾赞助过一部装帧精美的古兰经抄本,后被当作贡品献给位于库姆的萨菲一世的陵墓。为此他不仅贡献了私人财产,还特地雇佣了一位大画家阿迦·礼萨(Aqa Riza,后改名为 Riza Abbasi)的学生——来自卡尚的摩恩·穆萨维(Mo'en Mosavver)绘制插图。卡拉恰卡伊·汗之子曼努切赫尔·汗(Manuchihr Khan)同父亲一样是萨法维时期有名的艺术赞助人,同时还是一位天文爱好者。他任马什哈德总督期间曾命人将波斯天文学家阿卜杜勒·拉赫曼·萨菲(Abd al-Rahman al-Sufi)的《恒星之书》(Tarjuma-yisuwwar al-kawakib)由阿拉伯文翻译为波斯文并为其装裱和绘制插图,使其成为 17 世纪前半叶最精美、最具创造性的抄本之一。由于曼努切赫尔·汗的重视,马什哈德成为 17世纪 30 年代与伊斯法罕并列的书籍装饰艺术中心。曼努切赫尔·汗去世后,他的儿子卡拉恰卡伊·汗二世(Qarachaqay Khan II )继承父位并延续了先辈对文学抄本的赞助。他后来在马什哈德又主持制作了一部《列王纪》抄本,现为英国温莎城堡皇家图书馆收藏。卡拉恰卡伊·汗家族三代对书籍装饰艺术的持续赞助集中体现了古拉姆精英阶层对于书籍装饰艺术的热情和贡献,深刻地影响了这门传统艺术的未来走向。

其次,古拉姆阶层主持修建了为数众多的清真寺、宫殿、陵墓等公共建筑和设施。伊朗历史上精英阶层对建筑艺术的赞助是一种古老的历史传统,但萨法维时期古拉姆阶层的赞助行为仍有自身特点。16 世纪时,部落首领尽管显赫一时,但在建筑工程上无所作为。17 世纪前半叶,古拉姆阶层崛起后一改过去景象,这一时期由宫廷官员赞助的建筑工程中,绝大部分都在古拉姆的资助下完成。他们除在伊斯法罕修建自己的豪华寓所之外,还对中央与地方的各个城区进行了整体建筑规划,涵盖范围从清真寺、宫殿到桥梁、道路、水库等基础设施,再到居民区、商业中心甚至延伸到对郊区的建设,其在此过程中始终扮演着忠于国王的代理赞助人的角色。就古拉姆在建筑工程中发挥的具体作用而言,他们依据个人对建筑艺术及其原则的理解,设计了不同的建筑标准和风格。根据纽约大学中东和伊斯兰研究学者罗伯特·麦克切斯尼(Robert Mc Chesney)的研究,穆希卜·阿里·贝格·拉拉在主持伊玛目清真寺这一项目时,其主要职责是采购土地、组织劳力、原材料的供应以及保证项目的平稳进行。值得一提的是,他在主持该清真寺的修建过程中赞助了大量的私人财产,数量不低于其个人财产总量的百分之三十。撒鲁·塔奇主持建造的建筑从宗教建筑到道路和运河,类型广泛多样,其中最具代表性是他主持扩建了什叶派最重要的朝圣地之一、位于纳贾夫的伊玛目阿里圣陵。扩建部分包括新穹顶和庭院,并新建有医院、厨房与旅客招待所等设施,直到今天,这些建筑仍在使用。

除奉命修建宫殿、陵墓和清真寺等建筑外,古拉姆还在首都和地方各行政省兴建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在法尔斯、克尔曼和马赞德兰等税收大省,当地的古拉姆总督也通过赞助艺术事业的方式拉动当地经济,并丰富居民的文化生活。最具代表性的当属阿拉·万迪·汗、甘吉·阿里·汗和撒鲁·塔奇三位古拉姆在伊斯法罕和其他主要城市修建了大量美观实用的道路、桥梁、集市(巴扎)和商旅驿站,使得商品、资本、能工巧匠和各种思想在这几个地区实现了自由流动。阿拉·万迪·汗任法尔斯省总督期间,曾在法尔斯省及周边地区主持修建了一座双层水坝,一座防御工事和一座皇家集市,西班牙大使菲格拉(Figuera)造访该地时称赞这座集市可以与欧洲最好的建筑相媲美。他出资修建的以其本人命名的阿拉·万迪·汗桥(Allah Verdi Khan Bridge,又称三十三孔桥)位于伊斯法罕城郊,桥身厚实坚固,至今照常使用,堪称世界桥梁建筑史上的一大奇迹。曾前往伊朗旅行的英国政治家、前印度总督乔治·寇松(George Curzon)评价道 :“很难想象只有到了波斯才有机会目睹这一世界上最庄严宏伟的桥梁。”甘吉·阿里·汗在建筑艺术上的最大成就是他在担任克尔曼总督期间主持修建的甘吉·阿里·汗建筑群(Ganj Ali Khan Complex),整个建筑群占地约 11000 平方米,借鉴了首都伊斯法罕的建筑风格,包含广场、商旅驿站、浴场、水库、铸币厂、清真寺和集市,其审美价值堪比伊斯法罕的世界广场。撒鲁·塔奇在 1642-45年间筹建了伊斯法罕商业区中最大的商旅驿站,它位于世界广场东北侧中心集市相连,一边是由一系列沿庭院分布的双层房屋组成的狭长的方形区域,另一边是两个稍小的庭院,不仅布局精美,其自身承载的商业价值也有力地推动了伊斯法罕与其他地区的经贸往来。他一生主持和参与修建的建筑数不胜数,不仅展现了对国王的忠心以及作为一名什叶派教徒的虔诚,更彰显了他与王室非同寻常的亲密关系以及至高无上的地位。

最后,古拉姆雇佣大量陶瓷工人,以满足建筑对于陶瓷制品的需求。除了卡拉恰卡伊·汗直接捐赠自己瓷器收藏的行为之外,萨法维时期古拉姆对于陶瓷艺术的直接赞助并不多见。但热衷于兴建建筑工程的古拉姆在修建清真寺、宫殿和宗教学校等建筑时,出于美观原因往往会对陶瓷制品有着大量的需求,如瓷砖、器皿以及其他建筑内部的装饰品。巨大的需求量以及古拉姆的审美标准直接推动这一时期的陶瓷艺术在胎质、颜色以及纹饰上都得到了明显提升。甘吉·阿里·汗在克尔曼修建甘吉·阿里·汗建筑群时雇佣了大量的陶瓷工人生产建筑内部的装饰品,这些工人中有很多都是来自伊斯法罕的能工巧匠。部分陶瓷工人在工程完工后留在了克尔曼,为当地陶瓷艺术的繁荣兴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克尔曼因此成为萨法维时期最著名的瓷器生产中心之一,出产的瓷器器型多,数量大,胎质好,装饰精。卡拉恰卡伊·汗奉阿巴斯一世之命修缮第八伊玛目陵墓时也雇佣了大量技艺精湛的陶瓷工人,伊斯兰美术史学家马苏梅·法尔哈德(Massumeh Farhad)甚至认为,他在 1617 年被任命为呼罗珊总督直接推动了马什哈德陶瓷产业的振兴。诸如克尔曼和马什哈德等城市的陶瓷生产技艺在萨法维王朝中后期不亚于甚至超过了首都伊斯法罕,在模仿中国青花瓷上可以做到以假乱真,其产品远销欧洲、东北非和东南亚地区,及时填补了中国瓷器出口因明清交替造成的国际市场空白期。

结语

萨法维时期统治者出于政治统治和巩固王权的需要,把大量自来高加索地区的外族古拉姆吸纳和融入到国家治理体系中,进而实现了这一奴隶阶层在萨法维王朝的精英化转型。他们不仅在军事和行政层面上成为萨法维王朝的精英阶层,而且通过对艺术事业的热衷和赞助直接推动了萨法维时期伊朗艺术的全面发展并赋予其新的内涵。出于迎合统治者的喜好、表现对统治者的忠诚、提升自身在国家体系中的重要性以及增加经济收益等方面的动机,以阿拉·万迪·汗、甘吉·阿里·汗、卡拉恰卡伊·汗家族三代以及撒鲁·塔奇为代表的古拉姆精英阶层以国王代理人的名义,对书籍装帧、绘画、建筑等方面予以全方位的支持和赞助,其赞助艺术的地点主要集中在首都伊斯法罕、设拉子、马什哈德、克尔曼和马赞德兰等地。通过赞助艺术事业,古拉姆不仅可以全面提高自身在萨法维王朝宫廷、政界、商界和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更对提升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以及形成极具向心力的中央—地方体系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作为外来民族的古拉姆能够在以波斯民族为主体的萨法维帝国中占有一席之地,形成一个独立的精英阶层,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力,与萨法维王朝开放包容的社会风气和文化氛围密不可分。萨法维时期的伊朗也正是通过吸纳和融合各外来民族初步构建了一个以伊斯兰教什叶派教义为主导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古拉姆阶层以自愿而非强迫的方式赞助艺术事业的行为本身乃是基于以国王为代表的国家认同、宗教认同乃至民族认同的一种集体自觉。正是由于这些具有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的外来精英对萨法维艺术事业的共同参与,才使萨法维艺术因博采各民族艺术之长而达到其在伊朗伊斯兰艺术史中难以逾越的成就与高度。包容与开放的传统文化基因使伊朗境内的少数民族形成高度的认同感,也是古拉姆精英阶层热衷和赞助文化艺术事业的基本动力。


(作者:王泽壮,安徽大学西亚北非研究中心教授、主任;张越涵,安徽大学西亚北非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本文为 2018 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丝绸之路城市史研究(多卷本)”(项目编号:18ZDA213)的阶段性成果。原文发表于《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21年第3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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